
1928
年,父亲得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到他,事实上等于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后我们三人和一位来自合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大约3000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背过《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于月亮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abcd.......";当然还教我一些算数鸡兔同笼的一些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了我读了不少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
父亲少年时喜欢唱京戏。那一年在厦门他还有时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不过他没有教我唱京戏,只教我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比如“上下数千年,一脉永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父亲的围棋下的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我记得开始他让我16子,多年以后渐渐让我六子,可是我始终没有得到父亲的“真传”,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棋,他还是要让我7子。
这是没有做过父亲的人不宜完全了解的故事。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园19号,那是西园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园于1930年向南方扩建后,我们家的门牌改为11号,我们在清华园一共住了8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8年在我的回忆里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颗树我们曾经爬过,每一支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的能力很强了。到了1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微积分,我一定学的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年级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泽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时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父亲的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印象最深的是G.H》Hardy and E.M.Wright的《数论》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r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space groups的图,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得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然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1937
年抗战开,我们一家搬回合肥老家,后来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经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秋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
1938
年到1939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精神。40年以后在Selected Papers,1945-1980with Commentary(Freemanand Company,1983)第74页上我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家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附:若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在《父亲与我》的自传中,特别提及一件事,就是:
他在中学阶段念书时,父母要求他背诵《孟子》;当时他没有选择说不的权利与勇气,只好免为其难,把整本《孟子》装进记忆中。他上大学后,学习自然科学,一路走来极为顺利,并获得国际肯定。但是,说来奇怪的是,他幼年时所背的《孟子》,在成年之后,居然成为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换而言之,孟子的话在他的心里形成一套价值系统,每当他面临重大抉择,都会提供明确的答案,因此,影响他的,并不是他所专场的物理学,而是两千多年前孟子的思想。
类似杨振宁先生的例子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我们给自己的心灵什么粮食?这是我们年轻时不能疏忽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