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哲学史大约发端于公元前五世纪，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经历过四个阶段、七个步骤、三次变革。奠基期第一步从原始宗教中演化出天人之辨，人的重要性得以突显；展开期第二步进展到经学，以天为重心；第三步由形象思维进展到玄学的抽象思维；第四步由玄学进展到佛教的彼岸思维;第五步发展到高峰期，由彼岸思维进展到宋明理学的成人思维，实现儒家人生哲学变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迈出第六步，进入转型期，实现由人生哲学到自然哲学的变革；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迈出第七步，实现由自发哲学到自觉哲学的变革。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人生哲学；转型

 

在前苏联教条主义影响下，旧著中国哲学史读本一般都遵循两军对战模式、按照朝代更迭书写，这种写法显然已经过时了。中国哲学史具有相对独立性，跟朝代更迭没有什么关系，应当理解为问题更新的历史，反映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笔者的总体理解是:中国哲学史大约发端于公元前五世纪，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经历过四个阶段、七个步骤、三次变革。奠基期从原始宗教中演化出天人之辨并以人为重心，迈出第一步。展开期由先秦诸子学进展到经学并以天为重心，迈出第二步。由经学的形象思维进展到玄学的抽象思维，迈出第三步。由玄学的体用之辨进展到佛教的彼岸思维，迈出第四步。高峰期由彼岸思维进展到宋明理学的成人思维，迈出第五步，并实现儒家人生哲学变革。转型期从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迈出第六步，从成人思维转向成才思维，近代实现由人生哲学到自然哲学的变革，形成历史观、本体论、知行观、人性观转向。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迈出第七步，实现由自发哲学到自觉哲学的变革，形成现代新儒家、中国实证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

一、奠基期：诸子争鸣

       哲学史是一门具有民族性的学问。中国哲学史自然应当以中华民族为主体， 因而写法不同于外国 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记录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建构、形成过程，故其书写必须牢牢抓住“ 中国 ”二字。那种没有中国的旧著读本，已不值得过目。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史上，先哲都是参与者。他们把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凝聚在一起，创立各种哲学体系，给我们留下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之辨。诚如司马迁所说，哲学家的责任就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报任安书》)先哲没有把世界看成单独的研究对象，不关心世界从哪里来，而特别关注人与世界的关系怎样。先哲不看重主客关系，也不看重此岸与彼岸关系，考察天人之辨的大思路是天人合一。天是人眼中的天，人以天为存在环境，二者结成一个共同体。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二者结成共同体的哲学依据就叫做本体。至于何者为本体，先哲看法不一，由此构成中国哲学史的丰富内涵。由于先哲沿着天人合一的思路考察天人之辨，不关心人的视野之外的世界，因而没有形成西方哲学中那种解释世界的传统，在自然观方面不如西方哲学发达 ;与印度哲学相比，中国哲学在神意哲学方面不够发达。中国哲学史创造出一种非宗教的精神生活方式，有别于自然哲学与神意哲学，主要是一种人生哲 学。以往按“ 世界从哪里来 ”的自然哲学思路叙写中国哲学史，显然弄错了方向，用一个外来的问题曲解了中国哲学史。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中国掀起强大的无神论思潮，原始宗教被解构后，天人之辨遂演变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迈出中国哲学史的第一步。早期中国哲学家思考天人之辨，往往同治乱之辨结合在一起，以人为重心。核心话题是:如何走出乱局?哲学家们对春秋乱世普遍没有什么好感。儒家痛心疾首:“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道家感叹不已:“天地无道，戎马于郊。”(《老子》第四十六章)他们结合治乱问题探讨天人之辨，为中国哲学之诞生举办了一个成功的奠基礼。由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尚未形成主导力量，各种意见均可自由发表，遂形成诸子争鸣局面。哲学家由乱返治的思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个体性思路，以道家为代表;另一种是群体性思路，以儒家、墨家、法家为代表。

道家礼赞婴儿，以婴儿表征纯真，与世无争，少情寡欲的个体性—如果每个人都像婴儿那样，天下怎么会有诸多乱象?老子喜欢“小国寡民”，视之为治世胜景。庄子认为人需求有限，犹如鼹鼠在长河喝一口水，对长河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人们不必为生计发愁，不必你争我夺。道家不愿出仕，宁肯在山林中悟道。儒家希望用仁和礼为纽带，把人们联络成一个群体，以“兄弟”相称，走向大同之世。墨家虽赞同群体性，但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主张所有劳动者结成牢固的同盟，如同朋友一样。爱是儒墨两家的共识，至于如何去爱，主张不一样。儒家强调爱有差等，墨家主张以朋友相待，不必讲究什么亲情。儒家要求回到周公时代，墨家则要求回到大禹时代，认为大禹带领大家治水，“腓无胈，胫无毛”，那才是劳动者应该有的形象。在赞同群体性上，法家同儒墨两家没有分歧，不过法家既不认同兄弟说，也不认同朋友说，而主张对手说。法家认为，君主应该用暴力手段将民众强行整合成群体，民众从来不是目的，只不过是供其驱使的工具罢了;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爱可讲，都是相互算计的对手。他们推崇工具理性，蔑视价值理性。法家建议君主用武力征服各国，凌驾众民之上，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实现其心目中的治世胜景。

第一代中国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大概有三位。第一位是道家的开创者老子，他的哲学著作是《老子》或称《道德经》;第二位是儒家的开创者孔子，他的言行被弟子记录下来，汇成《论语》一书;第三位是墨翟，他开创的墨家学派集体所著书以《墨子》命名。以上三位皆以天人之辨为哲学思考的起点，旨在改变社会动荡局面。老子正面出击，推倒天神的权威，大力倡导“道”。老子认为，世界的终极原因不能归于天神，只能归结于道。以前人们总以为一切事情都是天神说了算，老子则强调在天神之上还有一个道，用一种理性的权威取代了神性的权威，开启了哲学之路。孔子则以人为契入点，拉开了哲学的另一扇门。他重新认识人，重新解释人，把人从天神的辖制下解放出来。孔子也很看重道，认为道比生命还重要，曾表示“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泰伯》)老子所说的道，侧重于天道;孔子所说的道，侧重于人道。孔子强调道就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人道的基本内容就是“仁”。孔子没有从天神那里寻求人道根据，其关注点在于人自身，所持的仍是理性思维方式。他通过彰显人道的途径，形成哲学意识，与老子殊途而同归。墨家虽然在形式上承认天志，但不认为天神有凌驾人之上的权力，不过是借用天的名义表达墨家的诉求而已。“天志”其实就是“人志”。墨家的批判意识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表明他们也以自己的方式看重理论思维，已踏上哲学之路。墨子同老子、孔子一样，同为第一代中国哲学家。

二、展开期：三教并立

 秦统一中国，走出乱局，七百余年的中国哲学奠基期终结，进入展开期。展开期的关键词是三教并立，儒释道悉数登场。展开期比较长，从汉王朝开国算起，到唐王朝覆灭，长达1200 余年，我划分成三个时段。

       第一个时段是两汉时期，大一统局面形成，经学唱主角。核心话题是 :如何长治久安? 在奠基期，诸子百家中唯有法家获得实践机会。依据法家理论，秦始皇扫平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法家虽成为第一家官方哲学，但秦朝二世而亡，不啻宣告其失败。西汉建立后，不得不另觅官方哲学，首先选定的是道家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在黄老之学的引导下，汉初收到恢复国力之效，但也带来“ 尾大不掉 ”、诸侯屡屡造反的麻烦。汉武帝改弦更张，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选择儒家作为官方哲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上升为官方哲学的儒家改称经学，有“ 大经大法 ” 的意思，经学以维护大一统为宗旨，只能在皇权的笼子里跳舞。

       汉儒继续着天人之辨的探讨，不过重点由人转向天，迈出中国哲学史的第二步，促使中国哲学基本问题发生第一次转换。董仲舒打造出儒家政治哲学，取代法家的政治哲学，建立起唯天是尊的学说。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顺命》)他高高竖立起天的权威，把人描述成天的后代。董仲舒口中的天，并不是自然存在物，而是皇权至上观念的折射。法家政治哲学建立在二维结构的基础上，一方为帝王，另一方是臣民，双方处在敌对状态。董仲舒把二维结构变成天—帝王—臣民的三维结构，在帝王和臣民之间设置了一个缓冲地带，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得以暂时缓和。他不像法家那样只信奉工具理性，同时也信奉价值理性。在三维架构中，最高的是天，掌握实权的是帝王，“以民随君，以君随天”(《玉杯》)。这虽是一种君权神授理论，但至少在形式上对帝王作了一些限制。法家那里，帝王没有任何限制;而在董仲舒这里，帝王必须受命于天，不能为所欲为。帝王和臣民都在天的掌控之下，天有如一条纽带，把所有社会成员联络为共同体，包括皇帝在内。因此，皇帝不能一味采取暴力，必须德刑并重。董仲舒的经学政治哲学比法家温和，帮助汉王朝维系国祚长达400多年。

        第二个时段是魏晋时期，中国处在分裂状态，玄学唱主角。核心话题是:如何处理体用之辨? 随着东汉王朝的衰微，在多元的语境中，那种“ 半是哲学，半是神学 ” 的经学遭到了冷遇 ; 吸引目光的不再是皓首穷经的宿儒，而是风流倜傥的名士。在新的语境中，玄学取代经学。人们跳出皇权的牢笼，又找回思想解放、言论自由的感觉。玄学就是思想解放、言论自由的产物。在名士中间，好友们经常聚在一起挥麈清谈，互相辩难，互相启迪，学术风气大变，中国哲学史迈出第三步，促使中国哲学基本问题发生第二次转换。他们直接讨论体用之辨，间接涉及天人之辨。

       玄学家厌恶战乱不已的残酷现实，对“ 治国平天下 ”一类的宏大话题不感兴趣，更为关注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希望在乱世中找到个人生存的办法。经学家讲政治哲学，往往借助皇权的力量，以势压人 ;而玄学家讲士大夫人生哲学，则采用自由探讨的方法，力求以理服人。分裂状态为玄学家提供了合适的语境，他们可以自由地探索、思考和清谈。名士们有充分的活动空间，来往于各个小国之间，同春秋战国时代有些相似。当权者也都愿意笼络名士，谁都不想背上迫害名士的黑锅。玄学家在哲学上的突破，集中表现在解构了经学家唯天是尊的观念，把天人整合成一个共同体，由形象思维推进到抽象思维。

       经学家讲天人合一，其实是一种外在关系，天与人是两个单独的个体，天是目的，人是手段。天人合一就是把人合到天那里去，听由天的摆布(实际上听由皇帝摆布)。玄学家讲天人合一，是内在的合一，开启了本体论思考方向。天人一体，天不再是目的，人也不再是手段。经学家口中半哲学半神学的 “ 天 ”，被哲学的“ 体 ”所取代。“ 体 ”是玄学家的重大发现，标志着他们已达到本体论意识自觉。

       与“体”相对应的范畴是“用”。这是中国哲学特有的范畴，与西方哲学所说的“现象”不是一回事。在西方哲学中，现象与本体相对，关乎存在;而在中国哲学中，“用”却是一种价值判断。在“用”中，隐含着“用者”，这个“用者”就是人。只有对于人才谈得上用，而对于物来说，无所谓用或不用。“体”对应着“天”，“用”对应着“人”。这个“体”就是道家常说的“ 自然”。自然有“ 自律”的意思，告诉人们不要被动地恪守名教，而是主动地皈依名教。“自然”还有“率真”的意思，告诉人们不要矫揉造作，要坦诚直率，但不能违反名教。他们十分讨厌那些假借名教掩饰自己丑恶行径的伪君子。围绕着体用之辨，玄学家分为三派。一派主张贵无论，一派主张崇有论，一派主张独化论。他们所说的无、有、化都是从宇宙中抽象出来的“体”，没有价值意涵。他们无法把没有价值意涵的“体”再还原成有价值意涵的“用”，导致体用两橛。玄学家从道家的思想资源中所找到“体”，却把儒家的伦理规范视为“用”，既不能为名教提供本体论证明，也不能为个人找到精神安慰之处。他们用名教话题遮蔽精神安慰话题，无法真正搭建起精神世界。玄学家长于抽象思维，却不擅长彼岸思维，不得不让位于佛教。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哲学，完全 撇开了名教话语，只关注如何建构精神世界问题，给思想界吹来了一股新风。

       第三个时段是唐王朝时期，形成儒释道三教并立格局。核心话题是:超越之处何在?由于中国早就解构了原始宗教，使其没能发展成有规范的宗教，故中华民族超越理念缺乏。我们的超越理念系由佛教带进来的。佛教突破玄学的抽象思维，视彼岸为超越之所。在唐朝形成的中国化佛学虽接受超越理念，却沿用中国天人合一思路，对此岸和彼岸之辨做了中国式的诠释。他们用此岸表征人的生活世界，同传统哲学中“人”的意思相近;用彼岸表征精神世界，同传统哲学中“天”的意思相近，迈出中国哲学史的第四步，促使中国哲学基本问题发生第三次变形。唐代之所以形成三教并立局面，同当时特殊的语境有关。唐代再次统一中国，开科取士，儒家又恢复了官方哲学的位置。不过，儒学未再现独尊的荣耀，只在政治哲学领域占优势;李氏皇族认老子是同宗，道家和道教受到保护;同时，佛教受到优待，遂形成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格局。

三、高峰期：理学行世

       从公元 860 年北宋赵氏王朝建立到 1840 年鸦片战争为止约一千年，为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高峰期。赵匡胤登基以后，立下不杀文官大臣的规矩，以后几代皇帝皆遵守。在比较宽松的语境里，儒家遇到再次发展的良机。他们改变了三教并立的格局，使三教归一。在治国领域，儒家仍保有优势。在治身领域，道家和道教不再独大，出现了儒医这种新行当。儒医悬壶济世，奉行儒家宗旨，足以同道教抗衡。在治心领域，佛教也不再独大，出现了儒学新形态即宋明理学，专门探讨安身立命的问题，足以同佛教抗衡。宋明理学不属于官方哲学，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哲学思考，以探讨如何做人为核心话题。三教归一推动儒学再兴，使之成为古代社会后期唯一流行的学说，故称理学行世。宋明理学讲出儒家人生哲学，理论成就远远超过他们的前辈，以“ 高峰 ”名之，名副其实。他们迈出中国哲学史的第五步，促使中国哲学基本问题发生第四次变形。宋明理学家讨论理事之辨，间接涉及天人之辨。

       他们直接佛教秉持二元世界观，设置此岸彼岸，以彼岸为超越之所，走外在超越的理路;宋明理学秉持一元宇宙观，否认虚幻的彼岸，只承认此岸世界的真实性和唯一性，以何处为超越之所呢? 那就是圣人境界! 他们肯定人生价值，否定彼岸，用儒家成人思维取代佛教彼岸思维。他们创造内在超越理论，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思想面貌;他们倡导非宗教的精神生活方式，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没有统一宗教信仰的民族。

        佛教的外在超越说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否定人生价值，设置彼岸为精神世界。佛教认为，“ 人生是苦 ”，只有负价值，没有正价值。身陷苦海中的人怎么超越呢? 显然自己无能为力，只有经过佛祖的点化，才能脱离苦海，涅槃成佛。佛教以彼岸为依托，搭建精神世界，以此为超越之所 ; 中国固有哲学没有搭建精神世界，所以在精神领域自然败给佛教。宋明理学要想战胜佛教，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搭建精神世界，回应佛教的外在超越理论，创造出内在超越理论，成贤成圣。

       宋明理学家对人性的看法与佛教刚好相反，认为人生有正价值的。如果顺着人性的正价值讲，不必借助任何神明的指点，就可以自我超越。这种超越在当下世界就可以完成，无需设置彼岸;在这辈子就能完成，无需设置下辈子。

       佛教引入中国以前，中华民族没有超越观念，原因在于没有设立超越之所。这个超越之所被宋明理学家发现了，那就是成为圣人。针对佛教的彼岸观念，大多数理学家承认天理本体有精神层面，以此作为内在超越的根据。天理与人同在，不是外在关系，而是内在关系，所以叫作内在超越。本体论建构在传统儒学中是个短板，宋明理学家把这个短板补上了。他们创造出各种本体论学说，寻找搭建精神世界的理由，最终将之归为圣人境界。在这个精神世界里，圣人是主角，成为圣人就是超越。内在超越以圣人为终极价值目标，不必到人性之外寻找崇拜对象，不必企慕诸佛，不必企慕神仙。宋明理学家提出内在超越理论，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种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能以独特的精神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佛教在中国曾一度很流行，中国却没有成为佛教国家，同宋明理学家创造内在超越理论有密切关系。在这种理论引导下，中华民族重回一元宇宙观，完成了儒家人生哲学变革，标志着中国业已摆脱宗教的控制力。

       宋明理学是接着华严宗的话题讲的，包含了华严宗的理论思维成果。华严宗把彼岸叫作“理法界”，把此岸叫作“事法界”，认为二者圆融无碍，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他们已接近突破佛教的边缘，而否定彼岸这关键性的一步，由宋明理学家迈出来了。他们接过华严宗的观念，去掉“法界”二字，径直变成理事之辨。理事之辨包含着天人之辨。理对应着天，又叫天理;事对应着人，因为有人参与的活动才能叫做事。他们看重超越性，却不脱离内在性。相对来说，程朱理学侧重于超越性，陆王心学侧重于内在性，二者互补:内在超越理论是他们的共同创造。理学家终于发现圣人境界就是超越之所，改变了前儒的圣人观念。前儒崇拜尧舜禹之类的圣王，宋明理学家才发现了圣人，即普通人的楷模。前儒为君王说法，探讨如何治国、平天下一类的宏大话题;宋明理学则为大众说法，探讨普通人如何做人的学问。按照他们的主张，成佛或成仙都不值得称羡，做儒家式的圣人足矣。这正是后来大多数中国人的选择。

        无论内在超越或外在超越，都是一种关于精神现象的描述。在现实世界里，无所谓超越与否。犹如一个人扯着自己的头发，无论怎么使劲，也离不开地球。 只有在精神世界中，才谈得上超越问题。要想解决超越问题，首先必须搭建起精神世界。宋明理学终于找到搭建精神世界的办法，那就是以天理的精神层面为基础。立足天理的精神层面，实现哲学式的超越。在哲学上，所谓超越表示人们的一种价值企盼，一种心灵净化，一种精神安顿，一种积极向上心态。向上才叫超越，向下那叫作堕落。理学家创造内在超越理论，完全可以安身立命，完全可以取代佛教的外在超越理论。 自从内在超越理论问世后，佛教在中国就不再独享“ 治心 ”的荣耀，其影响力日益衰微。  

四、转型期：综合创新

       宋明理学虽然把中国传统转型发展到高峰，但也暴露出不足之处。第一，视野不够开阔。宋明理学家遵循天人合一的思路，视野还是限制在“四海”或“天下”之内。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国古人的四海观念是指南面和东面是大海，西面高山如海，北面沙漠似海。这在古人面前都是难以逾越的天险。在中西交通打开之前，中国人不可能有全球或世界观念，不可能把全球或世界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在宋明理学中，人生哲学比较发达，而自然哲学仍旧不够发达。第二，过于偏重价值理性，轻视工具理性。宋明理学家把价值理性叫作天德良知，把工具理性叫作闻见之知，显然对后者不够重视。第三，过于重视成人教育，忽视成才教育。在宋明理学的导引下，虽造成“满街都是圣人”的局面，却无助于综合国力的提升。宋朝军队屡屡失败，根本不是北方狼族的对手，迫不得已割地赔款、屈辱求和。按照宋明理学的路子，中国哲学讲不下去了，必须改弦更张，遂进入转型期，迈出中国哲学史发展的第六步，由成人思维转向成才思维。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清廷惨败，除了武器落后之外，人才匮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失败的结果震惊了一代中国人。先觉者“撑开眼睛看世界”，踏上“向西方寻找真理”之旅，促使中国哲学发生转型。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逐渐结合起来，催生中国近现代哲学。中国近现代哲学相对中国传统哲学，问题意识有了明显的变化—突破了宋明理学的成人思维，转向成才思维;突破了人生哲学视域，转向自然哲学视域，实现了中国哲学史上的第二次变革。在人生哲学的视域中，天人合一，天不是独立的自然界，而是人天共同体的一个方面，不能离开人研究天;只有在自然哲学的视域中，自然界才能成为单独的研究对象。近代思想家已经把自然同人区分开来了，承认在人类产生之前，物质世界早已存在了，同人没有关系。孙中山把世界进化分为物质进化、物种进化、人类进化，提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已经拆散了人天共同体。与此相应，近代思想家从天人合一框架转向两种框架并用的模式。在价值观方面，他们依然保持天人合一框架;在世界观方面，则用主客二分框架解释世界。有人误认为近代中国人采取主客二分模式是受到西方人影响的结果，并不符合事实;因为任何哲学家触及自然哲学，都不能不选择主客二分模式。主客二分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人转向主客二分，是从人生哲学转向自然哲学的必然选择，同西方人的影响无关。

严格地说，中国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是两个不同的小阶段。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发生，叫作近代;从 1919 开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叫作现代。至于1949 年以后，学术界称为当代，已不在此文的范围之内，权且存而不论。近代和现代的划分仅从哲学史意义上着眼，因为这两个阶段确实不一样:近代是过渡期，现代是成熟期。近代中国人尚未认识到哲学的学科性质，仍把哲学理解成包罗万象的学问，似乎还不知道西方哲学在十六世纪已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中国近代还没有专业的哲学家，只有涉及哲学思考的思想家。在他们那里，哲学还是副业，并不是主业，其哲学思考往往散见在其他思考之中。在现代阶段，才有了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在现代，中国哲学史发生第三次变革，迈出中国哲学史发展的第七步，实现了由自发哲学到自觉哲学的转向。中国哲学家终于意识到:在现代哲学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哲学区别于任何其他学科，乃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瞿秋白说:“科学分工的结果，使哲学仅仅能成为综合一贯的智识，有统率精神物质各方面的智识而求得一整个儿的宇宙观之倾向;更因科学进步而智识系统日益严密，于是，哲学—所谓‘求宇宙根底的功夫’愈益得以深入。然而初民哲学与现代哲学仍旧同样是人对宇宙的认识。”我们达到哲学自觉的时间，大约比西方人晚了三百年左右。中国人用几十年的时间，走了西方人几百年走过的路程。现代中国人重视主客问题，但没有放弃天人之辨，往往二者并用，使之有机融合起来。在考察客观世界时，采取主客二分模式;而考察价值观时，仍然沿用天人合一模式。冯友兰向往的天地境界，其实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从 1919 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一支专业的哲学家队伍，其中著名者有蔡元培、胡适、李达、金岳霖、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张东荪、艾思奇等人。张东荪创办哲学专业刊物《哲学评论》，后来变成解放前中国哲学会的专刊。哲学家出于自觉的哲学学科意识，创立一个个哲学体系，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新理学》《论道》《新唯识论》《社会学大纲》《大众哲学》等一系列哲学专著。北京大学率先创立哲学系。现代新儒家、中国实证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纷纷登场，极大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面貌。

在科学昌明时代，哲学终于回到自己的本来意义，以世界观为研究目标。哲学同科学相比，可以说是一种另类学问。各门具体科学研究目标是物质世界的局部，可以与之对象化;哲学的研究目标是世界总体，无法与之对象化。人作为研究者，永远与世界同在，好像演员一样，无法同时成为观众。哲学世界观中的“观”字，绝不是“观察”的意思，只能是“观念”的意思。世界观中的“世界”，既包含物质世界，也包含精神世界。哲学家都是能够提出世界观的人，他们讲出一些道理，但没有给出终极结论，所以哲学永远在途中。

综上所述，从先秦诸子的治世思维起步，经由经学的形象思维、玄学的抽象思维、佛学的彼岸思维、 理学的成人思维、近代的成才思维，直到现代达到哲学学科自觉。这就是笔者对中国哲学史的总体理 解。恩格斯说 :“但理论思维能力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恩格斯所说的“ 以往哲学 ”，应当包括中国哲学在内。我们以问题为线索重写中国哲学史，是不是更能发挥锻炼理论思维的功用呢?

作者：宋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