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鸡鸣而起章》以舜、跖为正反主角，以“分”“间”为文眼，将“舜跖之分只是利善之间”作为儒家义利之辨的绝对律令。其单章解释史包括三方面的内涵：一是仔细辨析了前人千古之舜、跖与当人一日之舜、跖的关联，二是深入探析了“一生聪明力量都为此一步所用”的哲理，三是真切剖析了杨时与《鸡鸣而起章》的“现在进行时”。全面解析《孟子》中的这一小章，有助于继承并弘扬儒家义利之辨的大义。
关键词：《孟子·鸡鸣而起章》;舜跖之分;利善之间;儒家义利之辨
《孟子·尽心上·鸡鸣而起章》亦即《孟子》13·25，全文为：“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从目前的研究看，《孟子》13·25作为《孟子》中的小章，不像作为大章的《孟子》1·1、12·4那样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三章均涉义利之辨，其关注度为何如此悬殊?原因在于《孟子》单章研究迄今没有真正地提上议事日程。从《孟子》13·25看，舜、跖是孟子设计的正反主角，“分”“间”是孟子凸显的两大文眼，“舜跖之分只是利善之间”是孟子为儒家义利之辨拟定的绝对律令。从《孟子》13·25的单章研究看，其解释史包括三方面的内涵：一是辨析前人千古之舜、跖与当人一日之舜、跖的关联，二是探析“一生聪明力量都为此一步所用”的哲理，三是剖析杨时(1053—1135)与《鸡鸣而起章》的“现在进行时”。正因义利之辨是儒家大义，《孟子》13·25这一小章同样值得我们在仔细辨析、深入探析、真切剖析的基础上做出全面的解析。
一、前人千古之舜跖与当人一日之舜跖
读《孟子》13·25的不同版本，我们会看到其用字有“蹠”“跖”的差异。先看影印本。赵岐(?—201)注《宋椠大字本孟子》卷13《尽心章句上·鸡鸣而起章》的原文为：“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孙奭(962—1033)疏《孟子注疏》卷13下《尽心章句上》的原文为：“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朱熹(1130—1200)《宋本孟子集注》卷13《尽心章句上》的原文为：“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再看点校本。朱熹《孟子集注》卷13《尽心章句上》的原文为：“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焦循(1763—1820)《孟子正义》卷27《尽心上·二十五章》的原文为：“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杨伯峻(1909—1992)《孟子译注》卷13《尽心章句上》的原文为：“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由上可见，影印本《宋椠大字本孟子》《宋本孟子集注》、点校本《孟子集注》《孟子正义》《孟子译注》均作“蹠”，仅有影印本《孟子注疏》作“跖”。我们今天著书立说，到底该用哪个字形?一般而言，当用“跖”字。原因有三：其一，“跖”是正体字，“蹠”是异体字;其二，古人论《孟子》13·25，大凡用“跖”而不用“蹠”;其三，《孟子》6·10二言“盗跖”，以上版本均不作“盗蹠”。有鉴于此，除版本考异外，本文凡有征引，均改“蹠”为“跖”。
《孟子》6·10二言“盗跖”，伯夷、盗跖只是正反配角;《孟子》13·25二言“跖”，舜、跖已是正反主角。换句话说，《孟子》仅有13·25以跖(盗跖)为主角，所以这里先要“知人论世”一番。众所周知，《庄子》最喜欢讲盗跖：
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庄子·外篇胠箧第十》)
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庄子·杂篇·盗跖第二十九》)
另外，《荀子·不苟篇第三》指出：“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吕氏春秋·仲冬纪第十一·四曰当务》指出：“跖之徒问于跖曰：‘盗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淮南子》卷17《说林训》指出：“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黏牡。’见物同，而用之异。”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的《史记》卷61《伯夷列传第一》指出：“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对于先秦两汉典籍中的表述，后世学者断断续续地做过片言只语的考证。下面依据作者的年代先后，列举八例。一是《汉书》卷48《贾谊传第十八》注引李奇(生卒年不详，汉末南阳人)：“跖，秦大盗也。楚之大盗为庄蹻。”二是陆德明(约550—630)的《经典释文》卷28《庄子音义下·盗跖第二十九》指出：“盗跖。(之石反。李奇注《汉书》云：‘跖，秦之大盗也。’)”三是颜师古(581—645)注《汉书》卷48《贾谊传第十八》指出：“庄周云：盗跖，柳下惠之弟。盖寓言也。”四是《庄子集释》卷9下《杂篇·盗跖第二十九》录成玄英(608—669)疏：“跖者，禽之弟名也，常为巨盗，故名盗跖。”五是李泰(620—652)等撰著的《括地志》卷3《陕州·河北县》指出：“盗跖冢在陕州河北县西二十里。河北县本汉大阳县也。又今齐州平陵县有盗跖冢，未详也。”六是司马贞(679—732)的《史记索隐》卷61《伯夷列传第一》指出：“盗跖，柳下惠之弟，亦见《庄子》，为篇名。”七是张守节(生卒年不详)的《史记正义》卷61《伯夷列传第一》指出：“跖者，黄帝时大盗之名。以柳下惠弟为天下大盗，故世放古，号之盗跖。”八是俞樾(1821—1907)的《俞楼杂纂》卷29《庄子人名考·盗跖篇·盗跖》指出：“《释文》引李奇注《汉书》云：‘跖，秦之大盗也。’按：《史记·伯夷传正义》又云：‘跖者，黄帝时大盗之名。’是跖之为何时人，竟无定说。孔子与柳下惠不同时，柳下惠与盗跖亦不同时，读者勿以寓言为实也。”
归结起来，从原典看，《庄子》有《盗跖篇》，说盗跖最详细、生动，无出其右者。从考证看，盗跖为何时人，与柳下惠为何关系，难有定说;其为大盗，作恶多端，则是定论。《论语》19·20指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像纣一样，盗跖也被传统当作恶的象征。孟子批判盗跖，也是这一传统风气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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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子》13·25看，抑跖，是一面;扬舜，是另一面。孟学史继承了孟子抑跖扬舜的基调。譬如，《孟子正义》卷27《尽心上·二十五章》录赵岐注：“《章指》言：好善从舜，好利从跖。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程朱理学对此说得更多：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17《伊川先生语三》)
尧、舜之为善，与桀、跖之为恶，其自信一也。(《河南程氏遗书》卷25《伊川先生语十一·畅潜道录》)
《左氏传》：“楚子为夏氏乱故，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征舒，轘诸栗门。”而经先书“杀”、后书“入”者，与楚子之能讨贼，故先之也。讨其贼为义，取其国为贪，舜、跖之相去远矣，其分乃在于善与利耳。楚庄以义讨贼，勇于为善，舜之徒也;以贪取国，急于为利，跖之徒矣。为善与恶，特在一念须臾之间，而书法如此，故《春秋》传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卷17《宣公中·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征舒。丁亥，楚子入陈”条)
善者，天理也。利者，人欲也。舜、跖之分，特在天理、人欲之间而已。然天理明者，虽居利势之中，而不为人欲所乱;人欲乱者，虽居仁义之中，亦无一合于天理者。此又不可不辨。(张九成《日新录·利善》)
夫善利之念，间不容发;一发之差，遂分舜、跖。学者可不戒且惧哉!(《范浚集》卷14《舜跖图》)
予故发孟子之意，为《舜跖图》。谓夫善利之念，起于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与重天之颠。又以谓虽舜也，一罔念而狂;虽跖也，一克念而圣。舜去狂远矣，在一罔念间，与狂同失;跖去圣亦远矣，在一克念间，与圣同体。人能于危微之际而得之，则亦几矣。(《范浚集》卷14《舜跖图》)
后世还有一些说法值得仔细辨析。譬如，冯从吾(1557—1627)的《冯少墟集》卷8《善利图说》指出：“善利之分，舜、跖之分;舜、跖之分，人与禽兽之分也。学者纵可诿之曰我不为圣，亦可诿之曰我不为人哉!”冯梦龙(1574—1646)的《四书指月·下孟七·尽心·孟子曰鸡鸣而起章》指出：“此辨当人一日之舜、跖，非辨前人千古之舜、跖。”钱穆(1895—1990)的《四书释义·孟子要略》第3章《孟子对同时学者之评论》第5节《论宋牼以利害说时君之不当》指出：“夫谓‘舜之徒’‘跖之徒’云者，亦非真为舜徒、真为跖徒;犹其云‘不归杨，则归墨’，同为设譬之辞也。且舜为一帝，跖为一盗，未可并列;犹墨翟为一代大师，而杨朱或仅为一士。在孟子惟取其相反以见义，本非谓跖与舜有同一之势位，杨与墨有同一之风化也。”
综上所述，孟学史对于孟子抑跖扬舜的基调，不独有继承，而且有创新。一方面，从理欲看，善是天理，利是人欲;好善从舜，好利从跖。所以，舜、跖之分在于天理、人欲，亦即义利之辨。另一方面，从一念看，善利之念，间不容发;一发之差，遂分舜、跖。人品有圣、狂两途，舜、跖是圣、狂之极。虽舜，一罔念则狂;虽跖，一克念则圣。所以，舜、跖之分在于用心伊始，亦即危微之几。再一方面，从古今看，所谓“舜之徒”“跖之徒”，不必真是舜徒、跖徒;所谓“舜”“跖”，既指前人千古之舜、跖，更指当人一日之舜、跖。所以，舜、跖之分在于反求诸己，亦即人我之际。以上三个方面表明：舜、跖之分，不独在于义利之辨，此乃立其根本;而且在于危微之几，此乃察其精微;更在于人我之际，此乃明其使命。至此，我们可以知道：《孟子》13·25虽然以舜、跖为正反主角，但实际上是以舜为主、以跖为客;孟子的终极目的绝非舜、跖之分，而是人皆可以为尧、舜。
二、一生聪明力量都为此一步所用
如果说《孟子》13·25有文眼，那么，一个是“分”字，另一个是“间”字。因为舜、跖不仅是指千古的前人，而且更指当下的自我，所以，道德实践主体既要明其“分”，更要察其“间”。深入探析“鸡鸣而起”“孳孳”“间”以及儒家义利之辨的绝对律令等四个问题，即是在明其“分”的基础上察其“间”。理解这四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理解《孟子》13·25的思想含义。
(一)“鸡鸣而起”与主敬、日日新
《孟子》13·25二言“鸡鸣而起”，孟学史大多以“主敬”“日日新”发明后接“孳孳为善”的第一言。先看“主敬”之说。《河南程氏遗书》卷15《伊川先生语一·入关语录》指出：“舜孳孳为善，若未接物，如何为善?只是主于敬，便是为善也。以此观之，圣人之道，不是但嘿然无言。(一作‘为’)”朱熹的《孟子集注》卷13《尽心章句上》指出：“或问：‘鸡鸣而起，若未接物，如何为善?’程子曰：‘只主于敬，便是为善。’”其《四书或问·孟子或问》卷13指出：“或问二十五章之说。曰：‘诸说皆善。而程子“未接物时”之论，尤能发明言外之意，学者所当深念也。’”辅广(约1145—约1225)的《孟子答问·尽心章句上》指出：“程子主敬便是为善之说，此又教学者以静时工夫也。动静相涵，敬义两立，孶孶不已，则庶乎可以进于圣人之学矣。”再看“日日新”之说。李贽(1527—1602)的《四书评·孟子卷之七·尽心章句上》尾批指出：“教人从一日做人起也。老孟婆心，其切如此。”辛全(生卒年不详)的《四书说》卷6《孟子说下·尽心上篇》指出：“一日有鸡鸣。孳孳为善，今日之鸡鸣，固可幸也;而来日之鸡鸣，尚可恐也。孳孳为利，今日之鸡鸣，固可悲也;而来日之鸡鸣，尚可转也。嗟夫!每日一鸡鸣，几人可负此鸡鸣?”冯梦龙的《四书指月·下孟七·尽心·孟子曰鸡鸣而起章·鸡鸣二节》指出：“‘鸡鸣而起’，不是平旦之气，是指人初醒眼时，乃一日之始也。以终身而悬于一日，以一日而悬于最初之一刻，最可令人深省。”(按：“平旦之气”，语出《孟子》11·8)又说：“两提‘鸡鸣而起’极妙，正要人日日新也。昨日为善，做舜之徒;今日为利，即跖之徒。侧在跖一边，方得儆惧人意。”与以上二说不同，张岱(1597—1685?)的《四书遇·孟子·尽心上·鸡鸣章》指出：“鸡鸣时正平旦之气，何以又杂入‘为利’一念?此语当质诸孟子。”
《孟子》单章研究，不只是看重一般说法，而且看重不同意见。既然“鸡鸣而起”前接“孳孳为善”、后接“孳孳为利”，那么，张岱的不同意见就将引导我们对于“主敬”“日日新”二说加以综合创新。就此而言，“鸡鸣而起”不宜解作纯粹至善的平旦之气，而当解作雄鸡一唱天下白的一日之始。从第一言“鸡鸣而起”看，一日之计在于晨，即下主敬功夫，然后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以致日新日新又日新。从第二言“鸡鸣而起”看，无利不起早，更不主敬，久而久之，必定人将不人、禽兽不如。以一生悬于一日，以一日悬于最初一刻，主敬不已，天天向上，这正是孟子的苦口婆心之所在。
(二)“孳孳”与天理人欲同行异情
《孟子》13·25二言“孳孳”，既指“为善”，又指“为利”，其义值得一辨。譬如，朱熹的《孟子集注》卷13《尽心章句上》指出：“孳孳，勤勉之意。”辅广的《孟子答问·尽心章句上》指出：“是勤勉不已之意。舜之为善，与跖之为利，皆云‘孳孳’者，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也。”冯梦龙的《四书指月·下孟七·尽心·孟子曰鸡鸣而起章·鸡鸣二节》指出：“‘孳’，是孳生之义，乃一念潜生处。‘孳孳’，念以续，念专一，不分之意。”孙奇逢(1584—1675)的《四书近指》卷20《孟子·尽心章句上·鸡鸣而起章》指出：“‘孳孳为’三字，各有无限经营在。”张尔岐(1612—1678)的《蒿庵集》卷1《学辨·辨志》指出：“人之所以孳孳终其身不已者，志在故耳。志之为物，往而必达，图而必成。及其既达，则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则不可以改也。于是为舜者，安享其为舜;为跖者，未尝不自悔其为跖，而已莫可致力矣。岂跖之聪明材力不舜若欤?所志者殊耳。”唐文治(1865—1954)的《孟子大义》卷13《尽心上·第二十五章》指出：“古语云：‘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孳孳为善者，惟恐不及之意也。”又说：“古语云：‘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孳孳为利者，亦惟恐不及之意也。”
仅从字义看，孳，意即滋生;孳孳，意即滋生不已。《孟子》13·25论“为善”“为利”，同言“孳孳”，虽可解作“勤勉”(褒义词)，更宜解作“念孜孜”(中性词)。所谓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是说“孳孳”是同行，舜之徒、跖之徒是异情。我们可以说舜之徒勤勉，能说跖之徒勤勉吗?“勤勉”显然不足以涵盖异情。异情是指两种或者以上的不同情状。将“孳孳”解释为“念孜孜”，不褒不贬，恰恰可以涵盖舜之徒、跖之徒的不同情状。进一步看，“孳孳”为善，“孳孳”为利，尚未落在行上，只是念念不忘、唯恐不及而存乎一心，亦即“念孜孜”。心之所之谓之志。因其“念孜孜”，所以，对于舜之徒、跖之徒，“孳孳为”三字各自意味着“无限经营”。
(三)“间”的省察处、下手处
《孟子》13·25一言“间”字，最为孟学史津津乐道。方宗诚(1818—1888)的《论文章本原》卷3《孟子·尽心篇·鸡鸣章》指出：“‘间’字亲切紧密，令人可畏。”唐文治的《孟子大义》卷13《尽心上·第二十五章》指出：“此‘间’字最深细。吾始以为人皆有良心，利与善之间，至易判决;后乃知此‘间’字，正不易判决。”“间”字为何最深细、最紧密?以程颐(1033—1107)、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传统指出：
言“间”者，谓相去不甚远，所争毫末尔。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只那计较，便是为有利害。若无利害，何用计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河南程氏遗书》卷17《伊川先生语三》)
程子曰：“言‘间’者，谓相去不远，所争毫末耳。善与利，公私而已矣。才出于善，便以利言也。”(朱熹《孟子集注》卷13《尽心章句上》)
间，是两者相并在这里。一条路做这边去，一条路做那边去，所以谓之“间”。(《朱子语类》卷60《孟子十·尽心上·鸡鸣而起章》)
盖言同一“孳孳”也，孳孳于善，则为舜一边人;孳孳于利，则为跖一边人。如此说“间”字，意思亦自明白。程子谓：“才出于善，便以利言。”亦指明白相反者，所以发明“间”字之意。(蔡清《四书蒙引》卷15《孟子·尽心章句上·孟子曰鸡鸣而起章》)
如果说程颐的“相去不甚远”可谓深细，朱熹的“两者相并在这里”是否可谓紧密呢?对此，明代的孟子学者存有争议。譬如，冯从吾的《冯少墟集》卷7《宝庆语录》指出：“尧之隔壁就是桀，舜之隔壁就是跖，中间再不隔一家，此孟子所以并谈无别。世之学者既不敢为尧为舜，又不甘为桀为跖，只是错认以为中间尚隔许多人家耳。使早知尧之隔壁就是桀，舜之隔壁就是跖，自然一步不敢差错。”其《冯少墟集》卷8《善利图说》指出：“不知发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跖，出此入彼，间不容发，非舜与跖之间复有此三条路也。”冯梦龙的《四书指月·下孟七·尽心·孟子曰鸡鸣而起章·欲知节》指出：“人心但有善，原无利，起念稍错，出善入利，所争只在毫芒，故曰‘间’。谓善心方萌，而利心已伺其间也。若认为两路中间，岂善利之中，更有个驻足处?”孙奇逢的《四书近指》卷20《孟子·尽心章句上·鸡鸣而起章》指出：“舜、跖相去千里，然初分途，却只在一间。间，是两者相并在这里。一条路，做这边去;一条路，做那边去。”又说：“或曰：‘间’字不说开，却说合，正是唤醒学者时时自省，不堕入利一边看。彼此各半，总是一符;南北两岐，总由一路。‘间’字之义自明。”张岱的《四书遇·孟子·尽心上·鸡鸣章》指出：“‘间’字不可作分开说，正是相接去处，一脚揣着这边，便不是那边。”其中，所谓“岂善利之中，更有个驻足处”，实则是在批评朱熹而回护程颐。
回顾孟学史论《孟子》13·25的“间”字，黄宗羲(1610—1695)、吕留良(1629—1683)的观点富有概括性、思辨性：
“利与善之间”，真所谓毫厘千里，此是第一步。一生聪明力量，都为此一步所用。野葛、人参，共生一本，辨之不得不早也。(黄宗羲《孟子师说》卷7《“鸡鸣而起”章》)
“间”字有疆界，有几候，但知疆界而不知几候，则省察处不切实矣;有指点，有工夫，但知指点而不知工夫，则下手处不切实矣。(吕留良《四书讲义》卷42《孟子十三·尽心上·孟子曰鸡鸣而起章》)
总而言之，“利与善之间”，堪称做人第一步。冯从吾的《冯少墟集》卷8《善利图说》指出：“舜、跖路头容易差错。此处不差，则聪明用于正路，愈聪明愈好，而文学功名益成其美。此处一差，则聪明用于邪路，愈聪明愈差，而文学功名益济其恶。故此处不慎，而曰‘某也聪明’‘某也功名’‘某也文学’，何益哉!何益哉!”唐文治的《孟子大义》卷13《尽心上·第二十五章》指出：“盖利善交战之界，即天人交战之几也。或初念为跖，而继念为舜;或今日为跖，而明日为舜;或少年为跖，而晚年为舜。反而言之，或初念为舜，而继念为跖;或今日为舜，而明日为跖;或少年为舜，而晚年为跖。”从省察处看，相去不远，所争只在毫芒，这是说“间”有疆界;十字路口，抉择就是时命，这是说“间”有几候。从下手处看，令人可畏，不易判决，这是说“间”有指点;判人禽，辨义利，砥砺前行，这是说“间”有功夫。所以，我们一生的聪明力量，就是既要省察、又要下手，无一不为“利与善之间”这一步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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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儒家义利之辨的绝对律令
笔者曾指出：“传统儒家的义利之辨以道义论而不是功利论为特质，以原则政治而不是利益政治为皈依，以理念利益而不是物质利益为关切，但它大致不出《孟子》首章的范围。”《孟子》13·25的单章解释史是否也支持儒家义利之辨的这一绝对律令呢?
为写作本文，笔者做了2.1万字的资料编年，现从中析出数条文献，借以说明这一问题。一是《河南程氏遗书》卷16《伊川先生语二·己巳冬所闻》指出：“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须寻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如释氏之学，皆本于利，故便不是。”二是《范浚集》卷14《舜跖图》指出：“利不必谓货利。凡有利心，皆利也。”又说：“孳孳为善，所以熟吾仁也。苟为善而一罔念，则非孟子所谓孳孳者，为利之心殆将乘间而起矣。”三是朱熹的《四书或问·孟子或问》卷13指出：“然程子又尝言：‘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须寻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如此，则善利之间，相去毫发。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为善者鲜矣。此《大学》之道，所以虽以诚意正心为重，而必以格物致知为先也。”四是王应麟(1223—1296)的《困学纪闻》卷8《孟子》指出：“‘夫道一而已矣。’为善而杂于利者，非善也;为儒而杂于异端者，非儒也。”又说：“‘利与善之间’，君子必审择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几，善恶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间’，‘材与不材之间’，杨、庄之言私。”五是胡炳文(1250—1333)的《孟子通一三·朱子集注·尽心章句上》指出：“无所为而为谓之义，有所为而为谓之利，此所谓利与善之间者。有所为而为善，虽善，犹利也。是故君子之于善也，将为之际，在明义;未为之先，在主敬。”六是薛瑄(1389—1464)的《读书续录》卷5指出：“义利无并立之理。尚义者必不尚利，尚利者必不尚义，惟君子为能尚义而去利也。孳孳为义者，君子也;孳孳为利者，小人也。圣贤言之详矣。”七是蔡清(1453—1508)的《四书蒙引》卷15《孟子·尽心章句上·孟子曰鸡鸣而起章》指出：“其曰：‘讲之不明，未有不以利为义者。’是杨氏之意以为：‘为善者，若有为而为之，亦利也。’此又是深一节意。然杨氏注在圈外，《孟子》本文恐未有此意。”(按：杨氏指杨时。)八是张岱的《四书遇·孟子·尽心上·鸡鸣章》指出：“故不但利乃为跖，即有为而为善，善亦利也，亦跖也。”
儒家义利之辨的这一绝对律令，可谓有立场、有定义、有判准、有自信。“有立场”是说：此利不是安吉之利，只是货财之利，所以义利绝不并立。“有定义”是说：无所为而为谓之义，有所为而为谓之利。“有判准”是说：财利自然是利，利心更是利;为利自然是跖，有所为而为善，为善而杂于利，虽善犹利，更是跖。“有自信”是说：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方为利。说到底，儒家义利之辨的这一绝对律令就是“舜跖之分只是利善之间”。这一绝对律令同样与孟子密不可分，因为它已由《孟子》13·25的“欲知”“无他”二语呼之欲出，又与《孟子》1·1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12·4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如出一辙。它不只是孟学史“照着讲”孟子，亦是孟学史“接着讲”自身。经由《孟子》13·25，儒家义利之辨成就这一绝对律令，既是顺理成章，又是用心良苦。
三、杨时与《鸡鸣而起章》的“现在进行时”
从《孟子》13·25单章解释史看，杨时的重要性绝对不可低估。譬如，朱熹注《孟子》13·25，就推重杨时之说，但其语源值得一辨。
先看杨时的原文：
舜、跖之分，利与善之间也。利善之间，相去甚微，学者不可不知。(《杨时集》卷10《语录一·荆州所闻·九》)
舜、跖之相去远矣，而其分乃在乎善利之间。则为尧、舜者，亦力于为善而已。颜子曰：“舜，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论颜子之学，则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杨时集》卷18《答李杭》)
某尝谓舜、跖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无科举足以取荣利，则父不以诏其子，而士不以学也，如是而不为跖之徒也几希。足下乃独切切然以明善为急，其度越世人远矣。勉而卒之无怠而止焉，则其终为舜之徒也必矣。(《杨时集》卷18《答吴敦智》)
舜、跖之相去远矣，而其分乃在乎善利之间。故颜渊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其学为舜，亦曰“择善而固执之”而已。舜、文之圣，若合符节。则潜心乎文王者，亦岂外是乎?(《杨时集》卷20《答胡康侯·其二》)
再看朱熹的引文：
杨曰：“舜、跖之分，利与善之间。利善之间，相去甚微，学者不可不知。”又曰：“舜、跖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无科举可以取荣利，则父不以诏其子，而士不以学也，如是而不为跖之徒也几希。”(《孟子精义》卷13《尽心章句上·“孟子曰鸡鸣而起”章》)
杨氏曰：“舜、跖之相去远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间而已，是岂可以不谨?然讲之不熟，见之不明，未有不以利为义者，又学者所当深察也。”(《孟子集注》卷13《尽心章句上》)
有论者针对《孟子集注》引杨时一段的标点提出质疑。譬如申淑华的《〈四书章句集注〉引文考证·孟子集注》卷13《尽心章句上·孟子曰鸡鸣而起章》指出：“朱子对原文有改动。且‘然讲之不熟’至‘当深察也’，为朱子之言。中华书局版以之为杨氏之言，将其误置于引号内。”马慧娟的《〈孟子集注〉引杨时语辑考》第23条指出：“此条引文同时见于《答李杭》和《答胡康侯》。申淑华以为从‘然讲之不熟’之后当为朱子之言，中华书局将其误加入括号中。从《杨时集》两处文本来看，应可从其说。‘是岂可以不谨’一句为概括原文而成。”如果质疑成立，那么，《孟子集注》一段或可点作：“杨氏曰：‘舜、跖之相去远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间而已。’是岂可以不谨?然讲之不熟，见之不明，未有不以利为义者，又学者所当深察也。”意思是说，前半段是征引杨时，后半段是朱熹自道。古人引用未必尽合原文，这是常识。如前所述，蔡清的《四书蒙引》就将“讲之不明，未有不以利为义者”视作杨时之语。有鉴于此，本文尊重这些商榷意见，但暂从中华书局的标点。
本文给杨时专列一节，不仅是要认真理清朱熹如何引用杨时之语，而且更要真切剖析杨时与其门人廖刚(1070—1143)的一段往事，因为它关涉《孟子》13·25以及儒家义利之辨。有点遗憾的是，此事既不见于《杨时集》，也不见于廖刚的《高峰文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2册)。以下是据张九成(1092—1159)、朱熹的作品以及《宋元学案》辑出的四条相关文献：
昔廖刚尚书问龟山先生以治心修身之术，先生以《舜跖》一章使刚求之。刚既退，谓先生门人曰：“此亦易晓尔。先生乃以此为问，何也?”门人曰：“何不以子意之所解者，为先生言之?”刚即入，求见。先生曰：“子何来之数也?”曰：“适先生所问，刚已得之矣。”先生喜，曰：“子何其敏也!盍为我言之?”刚曰：“自早及暮，孜孜为美事者，舜之徒也;自早及暮，孜孜为不美事者，跖之徒也。”先生曰：“子其详之，不可忽也。吾正恐子误以利作善会尔。其慎思之!”刚惘然。利善之难辨如此。吾党试以此求之，为善者心平易，为利者心险巇。(张九成《日新录·利善》)
或问“为善、为利”处。因举龟山答廖尚书用中一段，曰：“龟山说得鹘突，廖公认得不子细，后来于利害上颇不分别。绍兴间，秦氏主和，建议不决，召廖公来。他懵然不知，却去问他平日所友善之人，如郑邦达辈。邦达亦不思量，便云：‘和是好事。’故廖公到阙即主和议，遂为中丞，然他亦不肯为秦氏鹰犬。”(秦尝讽令言赵公鼎，廖竟不从而出。)(《朱子语类》卷60《孟子十·尽心上·鸡鸣而起章》)
龟山与廖尚书说义利事。廖云：“义利即是天理人欲。”龟山曰：“只怕贤错认，以利为义也。”后来被召主和议，果如龟山说。廖初举郑厚与某人，可见其贤此二人。二人皆要(上恐脱“不”字)主和议。及廖被召，却不问此二人，却去与叶孝先商量，更辅之以。及为中丞，又荐郑毂。然廖终与秦不合而出。但初不能别义利之分，亦是平时讲之不熟也。郑博士，某旧及见之，年七十余，云尝见上蔡。先人甚敬之。(《朱子语类》卷102《杨氏门人·廖用中》)
廖刚，字用中，顺昌人。尝从陈了翁游，已受学龟山。崇宁五年进士。宣和中，为监察御史。时蔡京当国，先生论奏无避。出知兴化军。绍兴元年，召为吏部员外郎。历起居舍人、侍讲、给事中、刑部侍郎、知漳州。秦桧当国，方主和议，召先生。先生咨于郑邦达，邦达曰：“和亦是好事。”先生至阙，拜御史中丞，助成和议。改工部尚书，终与桧不合而去。十三年，卒。尝与龟山说义利。先生曰：“义利即是天理人欲。”龟山曰：“只怕贤错认，以利为义也。”朱子言：“刚非诡随者，但见道理不曾分晓。龟山之言，正为是也。”(《宋元学案》卷25《龟山学案·龟山门人·尚书廖高峰先生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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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先生以《舜跖》一章使刚求之”与“龟山与廖尚书说义利事”当指一事，发生在廖刚早年问学杨时之际。《孟子》13·25看似通俗易懂，其实最容易陷于以利为义的误区。廖刚所以助成宋金和议，就是因为他起初未能明辨义利，平时又讲之不熟;其最终与桧党不合而去，则是因为儒家义利之辨的绝对律令充盈着笃实的光辉使然。《孟子》13·25属于小章，自然难以与《孟子》1·1、12·4相提并论。从《孟子》13·25单章解释史看，杨时讲过《鸡鸣而起章》(亦即《舜跖章》)，范浚(1102—1150)写过《舜跖图》，冯从吾写过《善利图说》，足见这一章的独特与重要。检视杨时与廖刚这段往事，何尝不令人惊心动魄、战战兢兢、肃然起敬?“利益”二字，左手提刀，右手带血，堪比盗跖嘴脸;“仁义”一词，性上做人，事上检点，庶几虞舜情怀。利益与道义的两难永远是人之如何为人的“林中路”，儒家义利之辨的绝对律令永远是人之必须为人的“还乡路”，杨时与《鸡鸣而起章》的思想史叙事永远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现在进行时”。
原载：《东岳论丛》2025年第7期
作者：杨海文(1968— )，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