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支柱，历经传承与创新，在古代及近现代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时代，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正为民族复兴助力。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其核心要义重视道德与秩序构建，强调个人与社会和谐统一。面对儒家文化中的争议元素，需从历史、人文价值、社会影响等维度分析加以扬弃继承。现代治国理政中的“投资于人”“定分止争”等理念与儒家思想高度契合。面对儒家思想这个宝库，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以儒家智慧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而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关键词：儒家思想；国家治理；修齐治平；定分止争；现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其中，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贯穿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在国家治理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古代政治制度的构建到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形成，都为国家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与价值指引。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探究儒家思想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有重要意义。

一、儒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支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我们要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漫长历程，要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性、连续性。如果把中华文明看成一棵繁茂的参天大树，儒家文化便是这棵大树的主干。其根源可追溯至孔子之前数千年的华夏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为儒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

孔子创立儒学并非偶然，而是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他尊崇尧舜之道，效法文武之制，赞赏周公“制礼作乐”的伟大功绩。周公在西周初年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制度，构建了完备的国家管理制度，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接续周公，在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心怀国家治理的理想，明确主张“克己复礼为仁”，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深刻揭示了礼与仁的内在联系，指出礼不仅是外在的仪式和器物，更是内在道德修养的体现，为后世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构建提供了重要思想源泉。

孔子说“仁者，人也”，短短四字，却道尽了孔子儒家仁学的精髓。儒学将“学以成人”作为核心命题，聚焦于人本身，深入探究人性与价值。它明确指出，人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具有鲜明社会性的存在。这种社会性，要求人们超越自我中心，将个人置于社会的大背景下，思考自身的责任与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明德引领风尚”，孔子儒家追求“天下为公”，倡导“背私为公”，这绝非否定个人的合理诉求，而是呼吁人们培育公共意识与公德意识。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应主动承担起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的责任，以无私奉献的精神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从家庭到职场，从社区到国家，儒家强调人们要在不同的角色中践行美德，以家庭美德维系亲情，以职业道德彰显担当，以社会公德促进和谐，共同构建尊道德、崇道德、守道德的良好社会风尚。

儒家学说之所以能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不仅因其传承了前人的历史文化，更在于其历经了数千年的历史检验。孔子学说形成后，也经历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一时期涌现出众多思想流派，诸子百家提出了各自独特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为后世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多样的思路。

西汉前期，如何治国理政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秦朝的速亡给西汉初年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他们迫切需要找到一种能够挽救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学说。那时，叔孙通、陆贾、贾谊、司马谈等都对儒学进行反思，他们虽然角度不同、观点各异，但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思想文化的需求以及儒学在适应时代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调整。这些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一统奠定了基础。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认为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指出儒家经典繁多，学习起来难度较大，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因为过于注重烦琐的礼仪和形式而难以抓住关键要点。但他肯定了儒家在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伦道德方面的作用，认为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他对儒家在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方面作用的认可，体现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为正确认识儒家思想提供了较为客观的视角。儒家的“大一统”观念、“仁政”思想及道德伦理规范，契合了汉武帝时期维护大一统、促进社会稳定的政治需求，为西汉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思想支撑。

不仅西汉在反思秦亡教训探寻统一思想的道路上选择了儒学，在儒、释、道三教相互激荡的宋代以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他们吸收佛教和道教的有益成分，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体系。理学强调“天理”的至高无上，将儒家道德伦理与宇宙本体相结合，使儒家思想更具思辨性和哲学深度。心学则突出“心”的本体地位，注重个体内心修养和道德自觉，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古代社会的文化、教育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几千年来，儒学始终居于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中国古代重视天道，主张效法天道，遵循天理，不能无法无天。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矣。”中国人很早就把自己锚定在天、地之间。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比较发达，就是因为它是宇宙间最为永恒的东西。《史记·天官书》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人们认为阴阳、四时、五行、节度、诸纪都是由斗极来决定。斗极信仰是先秦及上古人的核心信仰，斗极体系通过投影的方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体成命。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如果把《论语》第一篇看作全书的总括，孔子斯言作为《为政》第一章，很有意义。中国人重视为政，因为“为政”就是“为正”，政治的政，就是正确的正。中国人特别讲究方向的正确，特别强调一个“正”。孔子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帅以正，孰能不正？”要求为政者要以自身的“正”引导天下的“正”。人们修身先正心，读史读正史，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和谐与和睦，就得益于这个“正”。

到了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陷入危机，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的文化自信遭受重创。但是，儒家思想在坚守中寻求变革，“中体西用”就是强调中国传统的主体性问题，强调儒家学说的价值。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将儒家思想与当时西方先进思想相结合，探索救亡图存之路。如维新变法运动，借助儒家思想的权威推动社会变革，将西方政治理念与儒家“大同”思想相结合，虽运动失败，却彰显了儒家思想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积极作用。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第二个结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为理论和实践创新开辟了广阔空间。传承和弘扬儒家思想，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挖掘其精华并与现代社会需求相结合，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同时，儒家的“民本”思想与当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契合，“和谐” 理念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相呼应，在新时代将继续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儒家思想中的国家治理学说内涵

儒家思想体系完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层层递进，以“仁”为核心，重视道德与秩序构建，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一）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体系

人类组成社会，就需要能使社会顺利、正确前行的组织者、管理者和领导者，就要培养大批的精英来担当和引领。所谓“大学”，就是大人之学，就是培养知是非、明荣辱、敢担当、能引领、格局大的人，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偏离正确的方向，才能走向至善。《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源自《尚书·尧典》，与其中“克明俊德、亲睦九族、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思想一脉相承，成为儒家一以贯之的治国思想体系。在孔子看来，治国如同驾车，关键在于驾驭人心，而驾驭人心就不能“弃辔而用策”^[1]，揭示了国家治理与个人修养的紧密联系。

修身是儒家思想的基石。在儒家看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要以修身为本。因为每一个人的成长起始于家庭，一个人生而为人子、为人弟，所以修身要从孝悌入手，《论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也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2]儒家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是道德的起点，是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的基础。

新出土的战国竹书说“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3]，人能“率性就道”是一种境界。对成人而言，“我欲仁”非常重要，所以孔子希望士人君子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强调“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重在“克己”“敦于反己”。通过自我反省和反思，不断提升道德修养，培养高尚品德和人格。社会要减少争端，就必须加强人们的自身修养，加强明礼、正心的教育。孔子的理想是由“自省”“自讼”而至“无讼”，而要实现这样的理想，就必须通过“明理”“正心”而“息讼”。在现代社会，修身有助于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道德意识和自律能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构建和谐社会。

齐家建立在修身的基础之上，强调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其和睦与否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儒家大力倡导的“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等家庭伦理观念，数千年来积淀形成的中国传统的优秀家教文化，有助于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论语》说“父在，观其志”，《三字经》有“养不教，父之过”之说，都说明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弘扬这些观念，通过开展亲子活动、传承家族文化等方式，能促进家庭幸福，传承优良家风。

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中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关联。《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由家庭伦理到社会伦理、政治伦理的推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人只有“亲亲”，才能“不独亲其亲”，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泛爱众”，才能让世界充满爱。古人说：“人道之极，莫过爱敬。”^[4]在家庭中培养爱敬之心，把它变成社会伦理、政治伦理，修、齐、治、平的理想才能实现。

治国和平天下是儒家思想的终极目标。当个人修养和家庭管理达到一定境界后，应将理想抱负拓展到国家和社会层面，所以曾子说“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要给父母、家庭、家族带来荣耀，就要报效社会国家，这是最大的孝。孔子主张统治者施行仁政，关爱百姓，以民为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历史上许多贤明君主虚心纳谏，任用贤能，推行有利于民生的政策，成为后世典范。

（二）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与秩序构建

正如我们今天“全面依法治国”要与“尊道德、崇道德、守道德的社会风尚”相互适应、相一致一样，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与秩序构建，也特别重视法治的力量，强调“法”的作用。孔子政治思想的特征是“德主刑辅”。孔子主张德政，但也不排斥刑罚，认为“为政以德”是政治的根本，刑罚是德政的必要补充。孔子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比比皆是，如《孔丛子·刑论》记孔子与卫将军文子谈论鲁国公父氏“听狱”之事。孔子说：“公父氏之听狱，有罪者惧，无罪者耻。”对他十分赞赏。孔子又说：“齐之以礼，则民耻矣；刑以止刑，则民惧矣。”刑之设不独为刑，更在于止刑，惩恶不是终极目的，劝善才是最高宗旨。

德政与刑政的关系也就像孔子所说的行政中“宽”与“猛”的关系，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这一思想的历史渊源，可见于他所整理的《尚书》的《大禹谟》中“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的句子，《孔丛子·论书》中也记有孔子类似的话，即“五刑所以佐教也”。孔子说：“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5] 刑之用乃以德为前提，刑只适用于愚顽不化、不守法度的人。

以往，我们长期低估了孔子儒家思想的深度。例如，《孔子家语·刑政》记孔子说：“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则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孔子斯言，“疑则赦之”与当代司法实践中的“疑罪从无”原则相一致。疑罪从无是指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它是现代法治国家在处理疑案时所普遍采用的一项司法原则。疑罪从无不仅是对被追诉者的权利保障，也是对每个可能涉及诉讼的公民权利的普遍保障，是法治社会人权不可缺少的一道保护屏障。疑罪从无是人格尊严需求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这是刑事司法中关注人权的一种审慎态度。《孔子家语·刑政》中的“疑则赦之”观点，正体现了孔子政治管理思想的智慧。

孔子思想推尊周代“以六官总治”的管理体系，认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代的“六官”管理各有侧重，即“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6]。但孔子更关注人本身，他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因此孔子学说以“仁”为核心，强调人与人之间应相互关爱、尊重和包容。“仁”是高尚的道德品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在国家治理中，儒家倡导统治者以仁爱之心治理国家，关心百姓疾苦，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于孔子的思想，很多人甚至国外学者都有误解，如黑格尔曾经这样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7]然而，孔子是在“礼坏乐崩”的背景下“接着周公说”的，强调重视社会秩序的规范和准则。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单纯依靠政令和刑罚治理国家，只能使百姓暂时避免犯罪，无法培养其道德意识；而以道德引导和礼义规范治理国家，能让百姓自觉遵守社会秩序，且有羞耻之心。这正是解决“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的法治实施难题的关键。因此，在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道德规范和礼仪制度，如祭祀礼仪、社交礼仪等，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内涵，对维护社会秩序、传承文化和塑造民族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儒家思想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塑造

一方面，在儒家思想中，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应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同时在社会中不断完善自我，实现自身价值。“修身”不仅是个人的自我提升，更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儒家的《大学》将“修身”放在首位，强调个人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修养方法，培养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只有个人具备了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推己及人，影响和带动身边的人，进而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安定。例如，孔子倡导“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认为君子应广泛学习文化知识，并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通过不断提升自身修养，为社会树立道德榜样。

另一方面，儒家也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塑造，重视社会环境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但由于后天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受教育不同，才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因此，儒家强调通过良好的社会教育和道德规范来引导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例如，孟子提出“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主张通过学校教育来传授道德知识和伦理规范，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感和行为习惯，使个人能够在社会中遵循道德准则，实现自我价值。同时，社会也应为个人的发展提供条件和机会，尊重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儒家主张“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倡导社会选拔有才能和品德高尚的人担任公职，为社会服务，同时营造一个诚信、和睦的社会环境，使个人能够在其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此外，儒家注重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个人应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为社会的进步和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例如，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道德观念，希望能够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以“仁”为核心，践行“忠恕之道”，积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为社会的和谐稳定而努力。

总之，儒家思想认为个人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而社会的良好环境和道德规范又有助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同时，儒家倡导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和谐有序的关系。个人要以社会利益为重，将个人的利益和追求与社会的整体利益相结合。个人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以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修己安人”“达则兼济天下”，在儒家思想激励下，无数仁人志士胸怀天下，这都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积极塑造。

三、多维审视儒家思想中的争议元素

认识儒家文化，需要我们怀有“温情与敬意”，避免简单武断，透过形式洞察文化精神，以大历史观综合参验相关资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下，以新时代的高度解放思想。在当今社会，儒家文化中的二十四孝故事、男尊女卑观念、跪拜礼仪以及纲纪观念等引发诸多争议，对这些文化元素，需从多个维度进行科学分析和精准把握。

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显著的传承性。以二十四孝故事为例，“卖身葬父”的董永、“扇枕温衾”的黄香，他们的故事流传至今，是传承孝道的生动教材。即便如“郭巨埋儿”这般行为极端的故事，也蕴含着传统孝道对价值排序的思考。虽然在现代社会，我们不能照搬这些具体行为，但应理解其背后对孝道的重视，通过现代方式践行孝文化中尊敬长辈、关爱父母的核心内涵。再看纲纪观念中的“三纲”，常被误解为强调权力关系，实则它强调的是责任担当，在历史上对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一定作用。从现代视角审视，“三纲”的表述虽存在局限性，但我们可以挖掘其中责任担当的积极意义，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而男尊女卑观念源自《易传》，本意并非轻视妇女，而是强调男女各自的内在修养有不同侧重，在家庭和社会中应遵循各自的职责和修养准则。这一观念在传统社会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紧密相关，构建并维系了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我们应摒弃其限制女性发展的部分，弘扬对男女内在修养的积极引导。跪拜礼仪，在历史上的祭祀、师徒传承等场合用于表达尊敬，在现代庄重传统仪式中可作为文化符号保留，但在日常社交场合过分强调则与现代观念相悖。

从人文价值层面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强调以人为本、饱含人文关怀，但在传统观念实践中存在偏差。男尊女卑观念忽视女性权利，部分二十四孝故事过度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服从，忽略了子女权益。真正的人文关怀应是双方相互理解与尊重。道德教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功能，在传统社会，二十四孝、纲纪观念等起到传递道德观念，推动社会道德建设的作用。在现代社会，道德教化需与时俱进，结合现代价值观对传统道德观念进行筛选和转化，使其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

从社会影响角度来看，传统文化对社会秩序与和谐的作用具有复杂性。孝道文化虽有助于促进家庭和睦，为社会和谐奠定基础，但其中男尊女卑、过度强调等级的跪拜礼仪、被误解的“三纲”等，会对社会和谐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要摒弃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因素，弘扬积极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与创新性，对待争议内容可采取融合创新的思路。例如，借助现代艺术形式重新演绎二十四孝，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改良跪拜礼仪，使其既能保留文化特色，又符合现代社交礼仪；对纲纪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提取其中的积极元素，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四、结语

总之，儒家文化传统为现代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如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投资于人”，与儒家重视人本身、关注人性与人的价值的思想高度契合，体现了国家对人发展的重视，致力于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有当代法律话语体系中经常提到的“定分止争”，在国家治理中也至关重要，它通过明确权利义务，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实现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儒家倡导修行自身，通过个人修行、明确名分来减少纷争，与“定分止争” 理念相呼应。现代治国理政中的公平与正义，以“老百姓”为“定盘星”，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与儒家以民为本的理念一脉相承。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拥护，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无论“投资于人”还是“定分止争”等理念，实际都传承发展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并实现了与时俱进。在新时代，我们应深入挖掘和传承儒家思想中的优秀部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现代社会相融合，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也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注释

[1][2][5][6]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M].济南：齐鲁书社，2013: 294,215, 355,297.

[3]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36-138.

[4]刘劭.人物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10-111.

[7][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30.

作者：杨朝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