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两个时代课题。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既要“深入源头”作原理性分析，又要“勇立潮头”揭示其时代意蕴。本文主要从理论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等维度，概括地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其对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精髓的意义。

一、理论内涵：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结合”的必然产物。“两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尽管这个表述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来的，但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我们党未曾在实践领域对此进行过探索。早在1943年5月2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我们党就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论断显然已经在本质层面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度，突出强调“两个结合”，尤其是鲜明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并认为这本身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时代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习近平文化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魂脉”，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我们的“根脉”。只有会通“魂脉”和“根脉”，才能建构起新的文化生命体。从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深厚的文化情怀，即希望把马克思所代表的批判传统、孔夫子所代表的仁爱传统、毛泽东所代表的革命传统融会贯通，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表达。从一定意义上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丰富内涵的文化反思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性质所在，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源头”，是我们新文化的“魂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才能产生习近平文化思想，才能彻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就此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培养人、教育人，是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提倡的。而培育人的灵魂，才是“育人”的关键所在。当年鲁迅先生为什么弃医从文，就是因为他认识到，作为医生只能医治人的身体，但无法医治人的灵魂，所以他选择了文学的方式，以笔为武器来唤醒中国人的心灵，也就是致力于灵魂的拯救。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党有两个“司令”，一个“武司令”，一个“文司令”。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先生的“笔”就扮演着“文司令”的角色，因为鲁迅的“笔”是最锐利的，它所发挥的文化力量，毋宁说相当于我们党的“另一杆枪”。这也是我们党之所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思想工作的重要原因所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是我们今天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前提，又是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

二、时代内涵：表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从现代化的角度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为了通过这一思想来把握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及其时代精神。反过来，要了解现代化中的中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从学习西方开始的，彼时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西方化和工业化。近代以来，中国就一直追求并探索现代化，只是近代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是被动的。因为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开启，是对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失败、国门被迫打开作出的反应。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经历了从学习西方器物，然后是西方制度，最后到西方文化的步骤。“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这属于器物的层面。洋务运动就是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标志，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仅仅满足于对器物的学习是不够的。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源并不在于坚船利炮，而在于社会制度，因此他们就尝试在制度领域进行变革，先后进行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后来这两次尝试都没有真正成功，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要“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于是新文化运动才开展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也是最明确的关于现代化的表述是“四个现代化”，原本是指工业、农业、交通和国防的现代化，后来又将交通变为科学技术，以彰显科技在现代化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谈到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时，称之为“中国式的现代化”，认为现代化如果用中国人熟悉的表达方式说就是“小康”。现在，我们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迈进。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鲜明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并特别强调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性，打破了对“现代化 = 西方化”的迷思，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因此，把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主动作出的历史选择。中国事实上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现代化之路。

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表达。人们谈及现代化，往往是从西方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角度来理解。因此，我们今天特别有必要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中国的特色，又具备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特别是先发国家给我们提供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实现现代化、吸收其积极成果提供了借鉴。面对现代化的潮流，毛泽东同志当年就曾提出一个“中国到底向何处去”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则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质问。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追问，归根到底都是对“现代化”的追问。就这个层面来讲，习近平文化思想也就是对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文化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我认为这其中的两个方面，可能最能够体现或者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那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走和平发展道路。从历史上看，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是最先进入现代化的西方列强。西方列强率先实现现代化，但他们的道路和方式都不是和平的，而是凭借坚船利炮实行扩张和掠夺完成的。与此截然相反，中国的现代化则是通过自力更生，走的是和平发展之路，我们没有去侵略或者剥削别的国家和民族。同时，中国的现代化最终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这与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贫富两极分化，为此就必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尽管两极分化的消除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但这已经同西方式现代化有了原则性和根本性的区别。我们党和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也都充分地考虑到了这一点，最大限度地保证发展成果让每一个社会成员受益。

最后，习近平的文化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我认为，从精神生产层面说，习近平文化思想也是一种“新质文化力”。这是一种更全面、更深厚、更强劲的思想力和生产力。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和提供了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和文化主体性。一方面，我们要打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再也不能只是被动地跟着别的国家走；另一方面，我们要走自己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甚至在将来还有可能为现代化提供新的衡量标准，进而开创和引领现代化的新道路和新形态。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三、文明内涵：建设中华文明新形态

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实际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新成果。从文明的角度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明。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概括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五个特性是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们保存在中华文明的各个元素之中，但是要将它们激活还需要相应的外部因素。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之光”传入中国之后，为中华文明优秀基因的激活提供了重要契机，使中华文明获得了现代性，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升华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特别是文化现代化的道路是连续的。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并延续五千多年之久的文明，尽管近代以来受到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但中华文明的连续不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年，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历史境遇，鲁迅先生发出了“中国人丧失自信力了吗”的质疑。今天我们强调“四个自信”，其中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它意味着需要重塑中国人和中华文明的内在自信力。

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文明表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文明样态和类型。它之所以“新”，就在于既吸收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又激活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进而建设中华文明新形态。放眼“世界历史”，立足中国传统，这种从“资本的文明”到“中华文明新形态”的转变，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文明类型的诞生。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彰显的正是这种中华文明的“活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第二个结合”才真正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全新样态，它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这个贡献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建设中华文明新形态来引领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开创人类文明的“新轴心时代”。首先我们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还要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批判吸收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文明创新和发展。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标志的新文明类型，能够有效打破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迷思”，真正超越西方那种只有通过侵略和掠夺的路径才能实现现代化的思维定式，因而是有助于人类社会实现由文明冲突向文明交流互鉴转变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通过和平的方式产生和传播的，对其他文化和文明形态都保持尊重，并以包容和互鉴的态度积极进行对话，而不认为文明有高低和优劣之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兼容并蓄的特征。佛教最初是外来文化，但是它在中国传播之后，与儒家和道家思想积极融合互鉴，最终也内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常用儒、释、道来概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成，佛家与儒家和道家一样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足以表明中华文明所固有的巨大包容性。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连续性，是植根于其天下文明的思维方式的。西方文明的一个总体特征，是以根深蒂固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因而在它看来，文明总有高低、优劣、中心边缘和东方西方的明确区分。与此不同，中华文明则从总体上强调万物和谐、协和万邦的“合”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确有“天人之分”，但我们更强调“天人合一”，“分”归根到底是以“合”作为目的和归宿的，而不是相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阴阳和合，寻求矛盾双方的彼此依赖和对立的最终化解。在中国人看来，只追求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不够的，双方的和谐才是目标和归宿。

当今世界，文化的力量越来越凸显，中华文明的五个特性是我们文化的一个优势，也是我们能够走向文化自信的内在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说：“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我们更需要有这个自觉和自信。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引领我们建设中华文明新形态、开创人类文明“新轴心时代”的“钥匙”和指路“明灯”。

 

作者：白刚，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泰山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