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民族的元典之一,《尚书》保存了上古时期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孕育着“民本”“德治”“慎刑”“和谐”等珍贵思想理念的萌芽,是华夏文明的价值源头与政治智慧的总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作为上自天子的经筵讲习,下至士大夫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尚书》的影响辐射到传统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形塑中华民族精神与品格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尚书》的成书及真伪之争
《尚书》起源很早,它源于三代时期圣王的治政实践。《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天子有史官,会把王的言行记录下来,为后世治国提供经验教训。这就是《尚书》成书的原因。《尚书》始终把王作为记述的中心人物,兼有少量记事,但总体上以记言为主。
《汉书·艺文志》记载:“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尚书》源于史官记录、整理的档案资料,依据传统的说法,它最初可能有三千篇之多,至孔子删减为百篇。孔子框定了《尚书》的时间断限及篇数,他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将德义内涵丰富的篇目选编在一起,寄托着儒家的王道理想。《尚书》文献篇目众多,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版本。东周时期,道家、墨家、法家等学派皆传《书》,但只有孔子整理的版本,才能称为“《书》经”。孔子开一时风气之先,是《尚书》由史入经性质发生重要转变的奠基者。
秦始皇焚书坑儒,民间收藏的《尚书》在禁毁之列。伏生不得不将《尚书》埋藏于屋壁之中,才幸免于难。西汉天下稳定,废除挟书令。伏生将《尚书》从屋壁中发掘出来,只得到28篇(一说为29篇)。这些篇目用通行的汉代隶书写定,所以称为“今文《尚书》”。
汉景帝时期,鲁恭王为扩建自己的宫室,拆毁了孔子旧宅,在屋壁发现《尚书》《论语》《孝经》等古代典籍。其中,《尚书》比伏生今文《尚书》多出16篇。因为它是用战国时期的古文写成的,所以被称为“古文《尚书》”。西汉今文《尚书》先立于官学,后来刘歆等人推动古文《尚书》立于官学,遭到今文经学家的强烈反对。对经文的解释不同,叠加经济利益、政治主张的纠葛,今古文之争遂成为汉代经学分化的重要事件。
魏晋之际,战乱频仍,古文《尚书》16篇亡佚。东晋时期梅赜献《尚书》58篇。其中33篇由今文《尚书》篇目拆分而成,而另外25篇来源难以理清。因为它是后来出现的,所以又称为“晚书”。南宋以降,证伪派与证真派围绕“晚书”真伪问题,展开了长期的学术辩难。双方辩论涉及文体、篇目、辞气、职官、礼制、天文、历法、地理等诸多内容,可以说,“晚书”真伪之争是学界最复杂、最难以解决的学术公案。
2008年7月,清华大学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一批珍贵的楚地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以无字残片为标本,对清华简进行AMS碳14年代测定,经数轮校正后,得知其成书下限为公元前305±30年,即战国中期偏晚。汉代河间献王古文《尚书》、杜林漆书等版本面世之后,旋即亡佚,今天已经无法管窥其面貌。今文《尚书》28篇,孔壁古文16篇,而清华简《书》类文献多达20余篇,可谓《尚书》类文献的第三次重要发现。
二、《尚书》的命名、体例与主要内容
《尚书》在战国时期被称为“《书》”,至汉代才改称为“《尚书》”。“《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指其源于上古先王,暗含着尊崇之意。从出土资料看,战国时期《书》类文献只有篇名,没有书名。清华简《书》类文献有些自带篇名,有些没有篇名。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篇名14个字,特别冗长,不方便称引、记诵,而《尚书·金縢》篇名只有两个字,非常简洁。通观今《尚书》篇名多为两三个字,没有五个字以上的。这就说明《尚书》的篇名可能不是一次性出现的,而是在定名过程中,经过后儒的多次整齐与加工。
《尚书》的文体可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诰”,指告诫、劝勉。“训”,是指说教、训诫。清华简《尹诰》:“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过去我们把“诰”理解为上级对下级的告诫,但从清华简《尹诰》看,伊尹虽然为臣子,但他也可以“告(诰)”汤。可知《尚书》诰体,包括训体等,应存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言说方式。《尚书》《逸周书》中那些功勋卓著、聪明睿智的老臣训诰天子,不是不敬,反而展现的是忠心为国的坦诚。
清华简《祭公之顾命》表面上是“命”,实际却带有训诰的性质。清华简《芮良夫毖》属于《书》类文献,却多处用韵,体裁近似于诗歌。这些带有原生样态的文献,使我们对于《尚书》体裁的复杂性、多样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尚书》的主体内容,可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王朝鼎革、帝王事迹。《尚书》记录了上古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像尧舜禅让、大禹治水、夏启建国、太康失国、盘庚迁都、武王伐纣、二次克商、周公摄政、营建洛邑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史记》,其中很多内容就采自《尚书》。
二是以德治国的价值理念。《孔丛子·论书》记载:
子夏问《书》大义。子曰:“……《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泰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
子夏向孔子请教《尚书》的主旨,孔子回答说《帝典》可以观察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察世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察政事如何处理,《洪范》可以观察法度,《泰誓》可以观察义,《五诰》可以观察仁,《甫刑》可以观察训诫。《尚书》不仅包括历史叙事,更有一整套价值体系的建构。如同鸟之双翼,历史叙事与德政理念构成了我们今天解读《尚书》不可缺少的双重维度。
三、《尚书》的学术价值、历史影响
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运行的核心为王权,而《尚书》正是儒家王道思想最集中、最全面的体现。《尚书》承载着三代兴废存亡之理,蕴涵着百世修齐治平之功。自西汉以来,它一直立于官学,被尊崇为神圣的经典,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圭臬与政治理论指南。《尚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学价值
《尚书》沉淀着华夏先民的早期历史记忆,所记内容广博,思想见解深刻,在政治、历史、哲学、文学、地理、历法、军事、礼制等领域多有原创性的表述,堪称中华文化之渊薮、后世诸学之滥觞。《尚书》上起尧、舜、禹传说时期,下至秦穆公时代,是中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是考察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尚书》由《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组成,其史料价值各有不同。具体而言,今文《尚书》中《夏书》《商书》基本可信,但羼杂着周人乃至后世的修改、润色。《周书》大部分是研究西周史可信的史料,而《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多与春秋史有关。《尧典》中的四方神名“析”“因”“夷”“隩”,被甲骨卜辞证实。可知《尧典》《皋陶谟》《禹贡》虽然成书于东周时期,但其中有虞夏时期真实的史学素材。
“晚书”25篇虽然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伪作,但并非没有思想价值。反而一些脍炙人口的名句,多侧身在“晚书”之中。只要将“晚书”置于它产生的时代,其价值自然会呈现出来。笔者认为“晚书”作者全面辑佚传世文献的引《书》,不拘泥于一家,兼采众家之长,训诂精准、简洁,以弘扬孔子之道为己任,代表了魏晋时期《尚书》古文之学的最高成就。
(二)治政价值
《尚书》不仅是一部史书,而且是政事之典。宋儒蔡沈说:“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蔡沈:《书集传》)“二帝”指尧、舜,“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治国的根本大法,皆记载在此书之中。《尚书》明德慎罚、保民惠民等治政理念,奠定了华夏民族以德治国的价值基调。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效法先王,儆戒资政,是《尚书》的重要价值所在。《尚书》是历代帝王治国理政的“教科书”,如果想熟稔治国安邦的方法,就必须精读《尚书》。
(三)经学价值
其一,《尚书》奠定了道统说的理论雏形。儒家宣扬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王系统,最早记载在《尚书》之中。尧之仁政,舜之孝亲,禹之勤勉,正是借助《尚书》,他们被塑造为“圣王”,成为后世效法的王道政治的典范与榜样。
其二,孔子选编《尚书》,建构了一整套以德义为中心的价值理论体系。《尚书·蔡仲之命》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在周公那里,天命是转移的,转移的标准是德。王只有敬德保民,才能保持国祚长久。孔子以德为标准,选编《尚书》篇目。在《尚书》那里,历史的真实已经退居次要位置,而宣扬德义已经成为《尚书》的中心与主旨所在。
其三,《尚书》是教化民众的载体。《孔子家语·弟子行》卫将军文子曰:“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孔子当年教授弟子,首先以《诗经》《尚书》入手,足见《尚书》的教化意义。《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其为人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六经”的教化作用各有不同,《尚书》的教化效果是“疏通知远”。
过去学界多认为“儒家六经并称”出现的时间比较晚,但从郭店儒简看,在战国中期以前,“六经”已经并称。郭店简《六德》说:“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君臣、父子、夫妇之序,圣、智、仁、义、忠、信六德,在“六经”中反复呈现。战国时代儒家借《书》以明“六德”,可知当时“《书》”已经成为教化民众遵守礼乐秩序、修身进德的重要路径。
四、《尚书》的重要版本及参考书目
目前《尚书》最权威的版本,是清儒阮元校勘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正义》。它采用的是孔安国传、孔颖达疏。蔡沈《书集传》沿袭了朱熹的理路,是在理学指导下,训解《尚书》章句的经典著述。如果想深入了解“晚书”真伪之争,最好将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与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对读。
今人注解《尚书》,比较好的版本是顾颉刚、刘起釪的《尚书校释译论》,以及杨筠如的《尚书覈诂》。如果想梳理《尚书》学史,可参考蒋善国《尚书综述》、刘起釪《尚书学史》、陈梦家《尚书通论》及程元敏《尚书学史》等。
作者:刘光胜,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来源:《走进孔子(中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