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创新与文化实践的有机统一。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厘清“体”“用”的内涵及制度中介作用，借鉴传统体用智慧、坚持“两个结合”，剖析科学理论通过制度安排落实到文化实践中的推进逻辑；围绕公共文化服务、文化遗产保护和数字文化传播，考察实践经验经过比较、提炼与检验深化规律认识的反哺过程；从价值引领和成效评价、制度协同与能力积累、人民参与和文化创造、实践检验与理论发展四个方面，阐释理论认识与实践能力相互促进的跃升机制。上述分析揭示理论与实践由双向作用迈向协同提升的内在机理，为加深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认识、增强文化建设效能提供参考。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上的布局部署，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这一概括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理论创新与文化实践的有机统一。在文化建设中，理论原则、工作部署与实际行动各有作用又相互联系。理论的指导作用需要通过具体规则和主体行动得到发挥，实践的认识价值需要通过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得到展现。从这些联系的形成与发展入手分析，有助于阐明这个科学思想的“体用”关系机制。对此，学界从理论体系、哲学基础和文化主体性等方面展开研究。有学者梳理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基本架构，揭示其思想认识与实践要求之间的联系；另有文献探究其理论内容与工作部署的内在关联；相关研究也阐释了“第二个结合”中理论创新与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制度如何将理论要求转化为实践行动、实践经验如何经过提炼形成理论认识，以及认识深化与能力积累如何相互促进，为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深化对该思想体系的全面理解提供机理性认识。

2026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等作出部署。为了落实这些部署，需要把握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作用机制。对此，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围绕理论与实践在双向作用中协同提升的过程，从三方面构建研究框架：一是由“明体”以“达用”，分析文化建设方向和原则如何通过制度安排落实为具体工作，阐明理论指导实践的推进逻辑；二是从“达用”到“明体”，结合公共文化服务、文化遗产保护和数字文化传播，通过材料整理、经验比较和理论提炼，说明文化实践如何深化对文化建设内在联系及规律的认识，揭示实践反哺理论的过程；三是聚焦“体用贯通”，探究理论认识深化与实践能力提高如何相互带动，考察各阶段认识、方法和能力如何支持新探索，阐释理论与实践双向赋能的跃升机制。

一、由“明体”以“达用”：科学理论指导文化建设的推进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建设指明方向、提供科学方法。由“明体”以“达用”的“推进逻辑”，就是理论要求通过制度安排，落实为文化建设具体行动的顺序及各环节之间的联系。理论明确文化建设的服务对象和发展方向，制度把相关要求细化为工作目标、责任分工和行为规范，文化部门和文化工作者再结合实际开展工作。阐明这个推进逻辑，需要厘清“体”“用”与制度中介的关系，立足实践，深化运用体用思维，再通过“两个结合”把握理论依据，考察理论要求指导文化工作的制度环节。

　　（一）厘清“体”“用”内涵，明确制度中介作用

“体”“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其含义随历史语境而变化。实体与功能、本质与现象、原则与方法，分别从不同角度表明二者关系。从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关系出发，可以将“体”理解为关于文化发展方向、人民立场和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论认识。其中，人民立场回答文化建设“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根本原则指明文化发展方向，规律性认识帮助把握文化发展的内在机理。这些认识相互贯通，为制度建设和实践活动提供理论依据。“用”是理论认识在文化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包括布局部署、制度安排、政策措施和实践行动。依据理论落实的形态，可以将“用”分为规则与行动两个层次。规则层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资源配置和评价程序，行动层则体现主体依照规则开展的创作、传播、保护和服务等活动。文化成果及其社会影响，是考察这些活动实际效果的依据。如此区分，能够将工作要求、实施过程与行动结果联系起来，准确把握“用”的具体内容。

　　制度在概念上属于“用”的规则层，在功能上则连接理论要求与实践行动，发挥中介作用。制度所依据的价值追求和根本原则，可以从“体”的层面理解；制度将这些要求具体化为工作规范，则体现“用”的规则形态。例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它作为根本原则，属于理论之“体”；将这一原则落实为组织责任和工作程序，就形成规则层之“用”；相关主体按照职责和程序开展工作，则属于行动层之“用”。制度的归属与作用由此被清晰展现出来。

“魂脉”“根脉”与制度中介也应依据各自作用加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这启示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深厚的文明根基，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理论创新，再通过制度安排指导文化建设。“魂脉”“根脉”代表着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根基，制度则通过中介作用推动理论要求落实。通过对理论如何生成和如何落实加以区分，可以明确上述概念各自的层次及其联系。

　　（二）立足实践观点，深化体用思维的当代运用

　　中国传统体用思想重视整体联系，这为理解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依存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体用之辩既思索世界的本原和存在，也关注修养实践与社会功用，形成了重视根本依据、强调体用相需的多种认识。借鉴这些思想，应该结合相关历史背景理解“体用”的具体含义，再联系当代文化建设实际加以阐发。

杨国荣对体用之辩与古今中西之争的研究表明，随着历史条件和现实任务的变化，体用范畴的内涵及其阐释重点也在发展演化。近代“中体西用”针对民族危机中的文化选择问题，主张在维护既有根本秩序的前提下，吸收西方知识和技术以寻求富强。随着现代技术及其组织方式的引入，社会关系和利益结构发生变化，文化选择与制度调整、社会变革的关联愈加紧密。因此，理解“中体西用”的主张，需结合特定历史任务，考察其如何处理传统秩序、外来知识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才能洞悉其应对时代课题的核心逻辑。

　　围绕中国文化如何吸收外来成果的问题，方克立在继承和发展张岱年“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认为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挥中国文化作为创造和接受主体的作用，创新性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这一主张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巩固中国文化主体性、借鉴吸收西方文化优秀成果有机联系起来，进一步拓展了运用体用思维探讨文化发展道路的思路。

　　上述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文化的体用辨析，为运用体用思维理解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了启示。我们应借鉴这些认识，进一步从理论指导和实践运用的关系中辨析“体”“用”的范畴，考察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理论原则如何以制度安排落实为具体行动，实践经验如何经过总结提炼深化理论认识，进而在揭示这两个过程的具体环节及其相互联系的基础上，阐明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的协同提升机制。

　　以体用思维认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时，既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也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理论源于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又通过人的自觉行动和组织协作指导实践。因此，考察理论如何指导建设，既需理解理论原则，也要了解制度如何明确责任主体、配置资源，以及各方如何结合实际开展行动。在当代运用体用思维时，应该把中国传统智慧对整体联系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社会历史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为文化建设提供认识和方法上的支持。

　　（三）坚持“两个结合”，确立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两个结合”是文化建设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让理论回应当代中国的发展需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理论创新获得深厚的文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第二个结合”时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这种相互促进丰富了文化建设的理论认识，为确定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方法提供依据。

　　以“两个结合”推动文化传承，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发掘传统思想的时代价值。传统民本思想蕴含重视民生的历史智慧，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文化建设的主体。以人民立场继承发展民本思想，是要把关切民生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联系起来，并回应当代群众的文化需要。将其落实到文化建设中，就是通过制度安排保障人民精神文化权益、支持人民参与文化创造，使传统智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挥当代价值，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高质量发展。

　　文化主体性体现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自主认识文化发展任务、选择文化发展道路，并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这种自主性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发展，从而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强大支撑。巩固文化主体性，应将正确认识自身文化与总结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积极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由此，基于文化主体性所凝练的理论认识，既延续中华文明根脉，又把握新时代要求，为自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提供方向依据。

　　（四）完善制度安排，推动理论要求落实落地

　　从理论到实践，最终是把理论要求落实为具体工作，主要通过三个相互衔接的环节推进：把理论原则细化为制度规则，明确职责并合理配置资源，再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行动。把原则细化为规则，就是把文化建设的方向和要求落实为具体的制度目标、适用范围和行为规范。例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求公共文化服务制度明确面向的群体、保障的基本文化权益、承担责任的部门和机构，以及不同群体获得文化资源的渠道。这些规则既为文化工作提供规范和保障，也为文化创造留出充分空间。通过这些环节，理论原则成为可执行的工作要求，为后续的责任分工、资源配置和行动实施提供依据。

　　制度目标需要通过职责分工和资源配置获得组织保障。文化建设涉及不同部门、层级和社会力量，应通过制度明确各方承担的责任、运用的资源及协作的方式。对职责分工、专业能力与资源保障进行统筹协调，以实现彼此适配，有助于把理论原则转化为保障工作持续开展的有利条件。制度既将理论原则细化为工作要求，也发挥着协调利益、组织任务和配置资源的功能。如此，文化建设各方依据职责和资源条件安排人员、衔接任务，为下一步将工作要求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提供保障。

　　在明确职责、落实资源保障后，还需结合当地实际组织开展行动。各地应按照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要求，结合自身人口结构、文化习惯和服务条件，细化方案，确定活动内容、服务时间及开展方式。《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错时开放、流动服务和差异化服务等措施，为制度因地实施提供了指引。实施中，还应结合政策执行情况、群众意见和实际受益情况，及时调整服务安排，使制度要求落实为群众能够享有的文化服务，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文化建设的实际成效。

　　由此，“理论—制度—实践”的递进，体现了由“明体”以“达用”的推进逻辑：科学理论通过制度确立共同遵循，为结合实际开展工作提供条件。制度明确文化建设原则、责任与保障要求，各地按群众需要和自身条件选择办法，使共同方向与多样的工作方式相衔接。制度也为文化创造留出空间，使文化工作有序开展并发挥各方主动性。理论指导体现为价值引领、组织保障与具体实施的有机结合，使人民立场贯穿工作安排与实施，推动保障文化权益、支持文化创造的要求落实到人民文化生活中。

二、从“达用”到“明体”：文化实践深化理论认识的反哺过程

　　文化建设中的具体做法及其效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发展提供了现实材料。从“达用”到“明体”的“反哺过程”，就是将行动经验经过整理、比较和提炼，升华为对文化建设内在联系及规律更加深刻的认识。分析这一反哺过程，可以结合政策文本、主管部门说明与检察机关材料，分别考察公共文化服务、文化遗产保护和数字文化传播的实践机制，从中把握供需衔接与权益保障、价值统筹与责任落实、技术应用与价值引导的协同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经验比较与理论提炼来深化规律认识。

　　（一）从公共文化服务中认识供需衔接与权益保障的关系

　　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供需衔接，应以保障人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权益为目标。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在解读高质量发展政策时，强调提高供给品质、促进均衡发展，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这说明，权益保障既要明确公共责任和服务标准，也要通过合适的方式使群众能够实际享有文化服务、参与文化活动。因而，供需衔接是将共同的权益保障落实到不同群体生活中的重要途径，权益保障则为服务内容的选择、服务对象的覆盖和资源配置提供评判依据。

　　将权益保障要求落实到公共文化服务评价中，可以为改进供给提供依据。活动场次、场馆面积反映服务供给的规模，群众的实际参与情况、使用体验和不同群体的受益情况，则有助于判断服务是否适合群众需要、保障要求是否得到落实。结合这些信息开展评价，有关部门可以据此调整项目内容、开放时间和经费安排，将评价结果用于服务改进。

　　开展上述评价，需要通过调查了解群众需要及参与条件的差异。老年人、未成年人、残障人士和流动人口的生活条件不同，应运用线上问卷、入户走访与现场交流等方式，听取不同群体的意见，了解其需求。还应了解尚未参加文化活动者的需要，评估适合他们的服务内容、活动时间和参与方式。需求调查既为评价服务成效提供材料，也为有关部门根据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安排服务提供依据。

　　把调查和评价结果用于优化服务，还需要统筹基本保障与差异化供给。基本服务通过明确公共责任和稳定投入，为群众享有基本文化权益提供保障；差异化服务则根据地方特点、群体特征和需求变化，灵活安排内容与参与方式，使普遍性保障要求适应不同生活条件。二者相互补充，让公共文化服务遵循总体一致的保障标准，并通过适宜的供给方式确保公平，从而使权益保障在最大范围内得到落实。

　　上述分析表明，认识供需衔接与权益保障的联系，可以从群众参与文化生活的具体过程及其变化中提炼实践认识。需求调查和服务评价帮助了解实际需要，基本保障与差异化服务相结合，为不同群体持续参与和获益提供支持。群众在艺术普及、阅读教育等活动中提高欣赏和表达能力，又会形成新的文化需要，服务供给也应当随之改进。因此，权益保障应将回应现实需要与支持能力发展联系起来。这使我们对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解，从提供文化资源深入到保障参与机会、支持群众文化能力发展。

　　（二）从文化遗产保护中把握价值统筹与责任落实的关系

　　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价值统筹，是以保护优先为前提，对历史传承、公共文化利益与文化遗产合理利用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协调。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则是协调这些价值要求的一项具体工作。202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大运河沿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公益诉讼监督活动，以法律监督促进遗产保护。这一部署提示，价值统筹需要为确定保护任务和职责提供依据，责任落实则应当推动各部门在具体工作中贯彻共同的保护要求，二者共同支持历史价值的保存与公共利益的维护。

　　价值统筹要落实为保护行动，首先需要以法律来明确保护要求和各方责任。202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一条明确基本建设、旅游发展必须把文物保护放在第一位，第九条规定了地方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的保护职责。前者为协调保护与发展确立优先事项，后者确定承担相应任务的责任主体。相关部门在项目论证、建设实施和日常管理中据此细化工作要求，将保护目标落实为可以执行、检查的具体职责，使各方履职围绕文物安全与历史价值的延续来规范展开。

　　责任分工明确后，还需要通过部门协作把各项任务衔接起来。遗产保护涉及规划、建设、文物、旅游等工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围绕同一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共享保存状况、修缮需要和利用计划等信息，协商项目安排。日常管理、专业审查和监督检查相互配合，可以使保护要求贯穿项目实施和后续维护全过程。可见，落实责任还需明确部门间的信息联系和协作方式，使各项任务共同服务于保护目标。

　　落实保护责任，还需要相应的经费和专业支持。最高检发布的第五十七批指导性案例中，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宏觉寺行政公益诉讼案，展示了依法督促履职与协调资源相结合的过程。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后，城中区文旅局制定修缮方案、申请资金，并使用专项资金修缮宏觉寺前香厅。这一督促过程显示，不仅要明确保护责任，还需帮助承担任务的部门和单位具备履责条件和能力。使职责安排与经费、专业力量相适配，才能使保护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持续贯彻。

　　前文从法律规定、部门协作和保护案例中总结的经验，有助于深化对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理解。文化遗产历史价值的长远传承和公共文化作用的持续发挥，有赖于其得到长期保护。因此，保护责任既要落实到修缮等具体项目，也要贯穿日常管理和维护，为其长久保存与合理利用提供保障。部门间的协作、专业支持和经费安排，也需要适应这一长期要求。由此，对价值统筹的理解，从协调保护与利用深入到把握公共价值的长远实现条件；对责任落实的认识，也从分配任务拓展到确保持续履职。价值统筹为责任落实确立保护重点和长远目标，责任落实使历史价值和公共利益得到长期维护。

　　（三）从数字文化传播中理解技术应用与价值引导的关系

　　数智技术拓展了文化生产和传播的空间，其文化作用需要结合价值引导来理解。推荐系统依据用户的浏览、点击等行为来确定推送内容，并安排展示顺序；创作者利用数智工具改进表达，能丰富文化呈现方式。引导数智技术更好地传播优秀文化、增进文化理解，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社会效益优先，并将这些要求落实到内容选择、推荐规则和效果评价之中。由此，数智技术应用为文化育人提供手段，价值引导则确定这些手段的选择和使用方向，并通过平台规则和创作安排加以落实。

　　将价值要求贯彻到数智技术运用中，需要明确内容审核、推荐展示和用户权益保障的规则。《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坚持主流价值导向，健全算法审核制度，并在首页首屏等重点环节呈现符合主流价值导向的信息。平台应完善用户对推荐服务的自主选择机制，设置便捷的申诉、投诉入口，明确处理流程和反馈时限。内容审核与推荐展示强化主流价值导向，用户选择和申诉处理可保障用户权益，三者共同为数智技术传播优秀文化、服务群众文化需要提供制度依据。

　　规则建设还应与内容创作相配合。平台应在推荐展示、创作扶持和收益分配规则中考量内容品质和社会效益，为原创投入和专业积累提供支持，促使创作者据此把握内容方向、改进表达方式，使优秀文化内容适合不同群体的阅读、观看习惯。平台还应通过使用指导和意见交流，了解群众在数智工具使用、作品展示和创作扶持方面的实际需要，按此完善扶持措施。这样，规则为优质内容生产提供保障，创作中的实际需要又推动规则改进，使价值要求体现到内容表达和创作支持之中。

　　传播规模和育人效果是考察上述工作成效的两个方面。播放量反映观看次数，用于观察传播规模；受众对文化内涵的理解程度、价值认同的增进情况，则需结合交流访谈、内容讨论和学习反馈等材料评估。公共文化平台应将这两类信息结合，考察数智资源在阅读学习、文化讨论和互动创作中的实际作用，了解适合不同群体的内容及呈现方式。平台将评价结果用于内容选择和推荐规则调整，使数智技术与文化育人衔接，既让优质文化内容得到有效传播，也促进群众理解文化内涵、提升文化素养。

　　综上所述，数智技术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与工具性能有关，也与内容选择、平台规则和受众参与相联系。价值引导通过审核、推荐、创作支持和绩效考评，把满足人民文化需要的目标落实到数智技术使用中；数智技术应用为群众理解文化内涵、反馈体验和参与内容创造提供条件。由此可以看到，技术能否更好地服务人民文化生活，不仅取决于传播手段的更新，还取决于平台规则和群众的参与。

　　（四）通过经验比较与理论提炼深化规律认识

　　从上述三个领域获得的具体经验，还应进一步凝练为规律性认识。这需要比较各项做法取得成效的原因，考察其中哪些联系能够适用于同类或类似工作，以及这些联系在什么条件下成立。为此，应将材料整理、经验比较、理论提炼和实践检验衔接起来，从了解具体做法及其效果，深入到分析原因、概括共同联系，再通过新的实践明确认识的适用范围，使经验总结成为深化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过程。

　　首先，全面收集和整理材料，为对经验进行比较分析提供可靠依据。行政报表、服务数据、群众意见和专业调查各有侧重，综合这些信息，有助于了解工作开展情况及群众感受。调查应深入项目实施、设施使用和文化活动等场景，听取不同群体意见，掌握措施实施和群众参与情况。整理时，应将措施、实施条件与效果对应起来，保留反映工作经过的信息，为分析工作成效形成的原因提供可核对的事实材料。

　　其次，通过经验比较，找到具体做法取得成效的原因。文化工作的成效与制度措施、资源投入、人口结构及相关政策等多种因素有关。比较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和不同地区的情况，应结合工作过程材料，考察各项措施怎样改变人员配备、资源配置和部门协作，以及这些变化怎样促进目标实现。在此基础上，分析哪些效果主要来自措施调整，哪些还需依赖当地条件。这有助于说明相应做法为何有效，并明确借鉴相关经验所需的条件，为进一步从个别案例成效中提炼具有共性的认识提供依据。

　　再次，在原因分析基础上，从做法中提炼规律性认识。这一步需要考察取得成效依靠的条件，在同类或类似工作中能否发挥相应作用。前文分析了供需衔接如何促进文化权益实现、责任落实如何维护遗产公共价值、价值引导如何规范数智技术应用。比较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的同类工作，明确上述联系成立的条件及适用范围，可将个别经验概括为能解释同类工作成效的规律性认识。理论提炼由此从阐释一项工作为何有效，深入到把握一类或几类工作取得成效所需的条件及其相互联系。

　　最后，把理论提炼形成的认识用于新的实践，在运用中检验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将理论提炼的认识用于规则调整、资源配置和评价改进，再考察实施效果，可以检验其能否说明成效形成的原因、为工作改进提供有效指导。比较不同条件下的应用结果，还能进一步明确其适用范围、充实其内容。实践经验由此经过比较和提炼形成有据可依的机理性认识，又在新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丰富，使“用”对“体”的反哺体现为对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故此，“实践—经验—理论”的升华，展现了从“达用”到“明体”的反哺过程：公共文化服务经验使对权益保障的认识涵盖参与机会和文化能力发展；遗产保护经验使对责任落实的认识深化到持续履职及保障条件；数字文化传播经验使对技术作用的认识延伸到规则安排与群众创造。这表明，回应人民文化需要，既要提供文化资源，也要保障群众持续参与、支持文化价值长远实现、创造自主表达条件。实践反哺理论的意义，是揭示文化建设取得成效的条件及联系，为制度完善和工作改进提供认识依据。

三、“体用贯通”：理论与实践双向赋能的跃升机制

“体用贯通”主要说明理论指导文化建设、实践深化理论认识这两个过程如何相互促进。“跃升”是指将实践中形成的新认识用于改进工作，增强组织能力、丰富创作方式、改善文化服务；这些工作成效又为深化认识提供经验和条件，使每个阶段获得的认识和能力变成下个阶段的发展基础。阐释这个机制，需要将价值引领和成效评价、制度协同与能力积累、人民参与和文化创造、实践检验与理论发展联系起来，综合考察理论高度与实践能力如何协同提升，并结合群众受益情况和工作质量来检验实效。

　　（一）在价值引领和成效评价中提升指导水平

　　价值引领和成效评价互相协同，使理论指导从明确工作方向进一步深入到工作方法的选择。价值引领明确文化工作的追求目标，成效评价依据这个要求评估具体做法是否有效，并为工作改进提供参考依据。二者应以人民群众的实际受益为共同尺度，把以人民为中心、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细化到文化内容选择、项目安排和资源使用之中。文化产品兼有思想文化属性和商品属性，评价既要重视内容品质、育人作用与文明传承，也应分析成本投入和资源利用，结合市场需求，考察经济效益如何支持优质内容持续生产。例如，评价文化展演，应基于育人目标，综合考察作品的文化表达、不同群体的理解和欣赏情况，以及经费使用、专业支持和持续开展的条件，使方案选择和成效判断共同体现价值要求。

　　应将评价结果持续用于改进工作，确保价值要求在工作中得到贯彻。仍以文化展演为例，价值引领具体体现为坚持文化育人方向，把帮助群众理解文化内涵作为工作目标。成效评价则围绕这一目标，考察作品呈现、背景讲解和现场交流的实际效果，帮助文化部门判断哪些内容需要补充说明、哪些方式有助于理解。文化部门据此结合受众特点调整改进，再考察调整后的效果，观察价值目标是否实现，并掌握不同方法的适用条件。这样，价值引领为评价和改进确立方向和尺度，评价则为方法选择和工作改进提供依据，改进效果又帮助明确下一轮评价重点，从而使理论指导在守正创新中更有针对性。

　　持续提高指导水平，需对各阶段评价结果与改进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在价值尺度一致的基础上，比较各阶段实施情况，可辨明受众特点、内容选择和组织方式对工作成效的影响，形成对适用对象、有效方法及配套条件的认识。将这些认识用于新项目，有利于制定方案时预判影响成效的条件，使方法选择有据可依，工作安排更周全。新的实施结果能检验经验的适用情况，充实原有认识，推动评价依据与指导办法与时俱进。前一阶段的经验由此成为下一阶段的指导依据，使理论指导从明确应当实现的目标，深入到把握目标在不同条件下的实现路径，促进理论认识与实践指导能力共同提高。

　　（二）在制度协同与能力积累中增强实践效能

　　制度协同与能力积累的相互带动，体现为制度配套支持能力成长，能力提高又促进制度协调。职责分工、人员培养与经费保障等制度围绕共同任务相互衔接，为工作人员学习专业方法、积累合作经验提供条件。各部门运用专业知识和协作经验，协商调整分工、培训与投入，使制度安排更加配套。完善后的制度为后续学习和合作提供支持，工作人员在新任务中继续增强能力，文化工作质量持续提高。

　　通过制度协同积累专业能力，需要持续投入与人员培养相结合。文化部门应综合相关制度规定，在经费预算和工作计划中，明确培训、带教与岗位实践的安排，落实所需经费和设备，使人员培养有计划、学习实践有保障。工作人员通过培训和带教学习专业知识和方法，再在实际任务中反复运用，逐步提高业务水平。文化部门将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用于后续培训，并根据工作需要和培养效果调整计划与后续投入，让制度安排既保障培养工作持续开展，也支持专业经验积累和传承，使专业能力不断提升。

　　形成部门协作能力，需以明确的协作程序为基础。以文化遗产保护为例，应明确由谁牵头、各部门提供哪些信息，以及方案论证、专业审查和日常维护如何衔接，使各方知道怎样配合工作。各部门在共同完成任务中熟悉彼此的专业要求，积累信息共享、化解分歧和协调任务的经验。将有效做法纳入协作程序，用于后续任务，并根据实际配合情况完善程序和制度。由此，明确程序和完善制度为协作提供依据，合作又丰富协作方法，逐步提高部门共同完成文化任务的能力。

　　不同制度的配套，应使任务安排、人员培养和经费保障同步衔接。文化部门或单位制定工作计划时，应依据任务明确岗位要求，同步确定培训内容和经费安排，使培养适应任务需要、经费保障培训与工作开展。任务要求变化或人员能力提高后，文化部门或单位应相应调整分工，并依据调整后的岗位要求，同步完善培养计划和经费配置，使人员培养与资源保障适应新的工作安排。制度协同由此保障能力积累，能力提高又为各项制度的统筹、协调和完善提供依据，使后续工作具备更充分的开展条件。

　　制度配套的完善与专业能力、协作能力的积累，为增强实践效能提供保障。各部门运用专业能力和合作经验，衔接任务、统筹人员与经费。稳定的人员和经费保障支持工作持续开展，熟练的专业方法提高任务完成质量，顺畅的部门配合促进资源合理使用。制度协同与能力积累的联动，体现为文化工作连续性、完成质量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使理论要求转化为更显著的实践成效。

　　（三）在人民参与和文化创造中加强主体力量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要求，既重视让群众享有文化成果，也强调推动群众参与文化创造。落实这一要求，需要为群众自主表达、共同创作提供条件。群众在参与中创作作品，创作中的交流合作又带动新的参与，逐步增强创造能力。透视参与和创造的互动，可以进一步认识人民主体作用如何发挥，并将相关认识用于改进参与机制，使主体力量在理论指导与群众创造的相互促进中不断加强。

　　推动群众在参与中开展创造，需要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落实到内容选择和作品创作之中。群众在阅读讨论、地方记忆交流等活动中分享经历、交换看法，能从生活经验中发现值得表达的内容。以社区故事展览为例，居民可以共同选择故事、商议展示方式，再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分工整理资料、撰写文案和布置展览，将各自提供的生活素材组织为共同作品。群众由此既为创作贡献内容，也在协商和合作中掌握表达、组织与创作的方法，使参与文化活动成为发挥创造作用、积累创作经验的过程。

　　文化创造通过成果展示、交流和传播，能够拓展群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如通过社区展览、邻里分享介绍作品，吸引尚未参加活动的群众前来观看、交流，扩大参与范围。创作者可邀请观众补充生活故事、共同完善作品，参与后续展示的策划和组织，使参与从欣赏成果深入到共同创作。群众看到自己的生活体验融入作品，能够体会自身贡献的价值，增强继续参与的兴趣与信心。总结这一过程，可以深化对人民创造作用的认识，并据此完善展示、交流和合作安排，吸引更多群众参与文化创作。

　　持续推进参与和创造的互动，应把公共支持与群众自主组织活动结合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三十七条鼓励公民自主开展健康文明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并要求地方政府给予必要支持。按此规定，文化部门可提供场地和专业指导，让群众共同确定主题、安排分工，在组织新活动的过程中积累新经验，提高自主创作能力。文化部门应总结哪些支持有助于群众自主活动持续开展，深化对群众文化创造条件的认识，并据此完善支持措施，为群众后续创作提供更适宜的条件。

　　与此同时，群众在参与和创造中积累的知识、作品与合作经验，也为持续开展文化创造奠定基础，为了解人民主体作用提供丰富的实践材料。总结这些材料，可以深化对人民主体作用实现方式的认识，并针对性完善参与安排，为群众后续创作提供更具体的指导。理论认识的深化与创造能力的提高相互带动，使人民主体力量在实践发展中不断加强。

　　（四）在实践检验与理论发展中推动持续创新

　　实践检验深化理论认识，需将已有认识用于新的文化任务，并从实际效果中把握其作用条件。文化部门及相关单位依据理论确定工作方向和实施方法，结合项目实施过程、任务完成情况与群众反馈，考察已有认识对工作的解释和指导作用。面对群众文化需要、传播技术和组织方式的新变化，应比较不同条件下的实施情况，分析各项因素怎样影响工作成效。由此，可以明确已有认识的适用范围、充实其内容，形成对文化发展内在联系更具体的认识，使理论更深入地解释新的文化现象。

　　经实践检验而深化的理论认识，应进一步用于确定新的工作目标、设计创新方案。文化部门及相关单位可以依据这些认识，结合群众文化需要与传播特点，选择项目内容，探索新的组织方式。例如，基于交流讨论有助于深化文化理解的认识，可将数字展示、现场讲解和共同讨论结合起来，使群众在观看、听讲与交流中加深理解。再根据专业力量和技术条件，明确人员分工、活动流程与设备安排，使创新构想成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将深化后的认识用于实践，能够提高项目策划和组织实施能力，使理论发展为坚持人民立场、推进文化育人提供更有效的方法支持。

　　新的探索既能丰富文化服务形式，也能拓展理论研究的视野和内容。文化部门及相关单位实施方案时，应关注群众需要、参与方式和技术运用的新变化，结合实施过程与效果提出研究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形成的新认识，可以指导后续项目的改进，以实践中积累的方法和能力支持新方案实施。新方案实施后形成新的经验和研究材料，又可以成为下一轮创新的基础。这样，理论在回应新问题中提高了解释和指导能力，实践在运用新认识中拓展了创新空间，从而共同推动文化建设持续创新。

　　综上，“理论—实践”的双向赋能，形塑了两者在“体用贯通”中的跃升机制：价值引领和成效评价为工作确立尺度，制度协同与能力积累为落实价值要求提供保障，人民参与和文化创造丰富文化建设内容。据此，实践检验与理论发展将工作成效与已有认识相联系，推动指导方法完善，为制度改进和群众创造提供针对性支持。四方面相互衔接，使价值要求有落实办法，文化工作有持续实施的保障，群众创造有不断改善的参与条件，将理论认识深化与文化建设能力提高统一起来，持续增进人民文化福祉。

四、结  语

　　总之，从“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关系来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有助于将这个思想体系的学理阐释同文化建设的现实进程联系起来，增强把握文化发展要求、判断工作成效和选择创新方向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信。未来，面对人民精神文化需要日益增长和数智技术广泛应用的新形势，必须坚持人民立场，贯彻“两个结合”，总结群众的创造经验，致力于制度完善、工作改进和认识深化，推动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相互促进，使文化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铸就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新辉煌。

 

 

原载：《学术界》2026年第9期